葉蔭聰：「我們都是李旺陽」的道德經驗

（編按：向聰頭邀稿為詩集作總結，他一口答應不特止，還免稿酬。在如此一個爭議紛擾不斷的時世底下閱讀此文，讓人豁然開朗。謹此預告，詩集將於七一出版，在街上免費派發）

何比要我寫導讀，不敢當。

我不寫詩，甚至很少讀，讀得最多的時候，可能正是去年李旺陽身故之時。很慚愧，那些詩在眼前耳邊迴蕩，我不敢說自己都讀懂。遊行時，我跟著白衣白幡的人群，拍下一些照片，我也不明自己在幹甚麼。我只感到，沉浸在一種肅穆的哀愁之中，透過媒體目睹李旺陽「被自殺」一幕的我，縱有千言亦無語，只能透過身邊的藝術形式，得到一種無以明之的救贖或治療。

我一直在想，這些藝術形式意義何在？

道德經驗

我再讀這些詩，感到一種特別但未明言的道德經驗浮出水面。道德經驗的原型，通常是像孟子所說：「見孺子將入於井」，自然動了側隱之心，前去救助。換一個較抽象的說法，即有來自別人的道德要求向我們招手，我們要去回應，該做還是不該做？可是，對大部份市民來說，李旺陽事件中的道德經驗卻有點不同。我們雖知道二十多年前的民主運動被鎮壓，我們知道逮捕、牢獄、監視與折磨沒有間斷，但是，相對大部份著名的民運人士，湖南工人李旺陽我們沒有注意，認識很少。相對王丹、劉曉波等，我們沒有見證他如何陷入危難，如何身陷二十多年的不義與壓迫。去年，當電視台及報章報導他時，他已是一位飽受摧殘的中年人，他之前的故事具體內容我們只能靠想像；不消幾天，竟是他的死訊，以及官方迫害致死的重重疑竇。嚴格來說，我們見到的不是一個有危難的人，側隱之心還沒有機會出現，我們已見到殘軀甚至死亡，見證到的是自己接二連三的無助與無能，公義無法伸張。

這種道德經驗，其實我們並不陌生。李旺陽事件不是孤立，他是眾多被壓迫者之一，過去與未來還會陸續不斷。我們受到無盡的道德要求，無力回應，只有無盡的失落與沮喪，形同煎熬。有哲學家認為，這是人類的普遍處境，試想一下，世間的不公不義之事是否無日無之？無處不在？在資訊發達的年代裡，我們所知甚豐，但又能做到多少？可是，對香港人來說，這種普遍的道德處境卻又有其獨特性。香港不少人相信，這個地方多少有一套理性體制能處理人間公義（雖然這種信心也日漸脆弱），無盡的道德要求有合理制度所紓緩。可是，跟我們靠近同屬一國之內的大陸，卻有太多慘事，連當政者也無法或不敢給個「說法」，大家也不相信體制有任何公義可言。建國以來，真相大白、尋回公道的寃案太少，掩埋的卻堆積如山。中共不想香港人太有道德使命（香港人本來便不強），卻又時常提醒我們要「愛國」，當我們太肉緊，官方又提醒我們河水不犯井水，香港人「決無可能成為中華社會向前邁進的主導性力量」（《環球時報》評議員「拒捐」賑災的視頻一事），更不能誤當顛覆基地。

藝術昇華

面對汹湧的失落與沮喪，作為一個道德的個體是承受不了的，我也懷疑那些啟蒙味道十足的口號（「建設民主中國」），是否還有效力。有人選擇麻木，或作虛無主義，所有事均無足輕重，可以自設立場，自創語言，自圓其說，只要合一己利益或口味脾胃，皆無不可，反正無藥可救。亦有人選擇轉移挫敗，用族群區隔有之（「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香港人無謂為這個國家無止境的付出」），用經濟成就及資本主義的勢利態度淡忘創傷（「都過了那麼多年也平反不了，反正中國日漸進步，無謂為此傷神」），用精神分析的說法，都是除權棄絕（foreclosure），即把無法承受的排在平常意識之外。

有別於以上所說，詩刊的作者採取的是藝術昇華。這無關詩人個人的族群或國族認同，亦與既定政治立場關係不大，而在於藝術的形式，以及當中蘊含的主體自由與體制束縛的悲劇碰撞。這種碰撞並不旨在回到任何安穩的語言秩序之中，而是把不可調和的矛盾在藝術的形式中保存下來。李旺陽的死亡是悲劇，他是悲劇英雄，經過多年煎熬後，他以死體現了悲劇的命運，好像走不出二十多年前已埋下的歷史必然性。同樣，死亦是一種解脫，世間最厲害的專制者對死亡也無可奈何，專制者自己終會一死，也無法阻止死去的人獲得最後的精神自由。詩人用了許多象徵自由的詞彙形容逝去的李旺陽（例如「飛絮」、「盛夏的雨」），以反照「白布」與「鐵窗」等的宰制象徵。而且，這場浪漫主義式的悲劇對峙，並沒有隨著李旺陽的死而逝。        

例如，詩人蘇麗嬋說：

世人用一生來換取樓房把自己關起來／你以關起來的一生喚醒世人爭取自由

《隨旗幟飄》

如今被關著的是我們，肩負起自由人與體制的鬥爭，我們在自己一生換取的樓房中如何爭取自由？我讀著這些詩，許多人提及李旺陽給他們甚麼：勇氣、決心、念力，具體一點的東西我可能永遠不會在詩中找到，找到的可能是問號，也是催迫，也是一種張力。一句「我們都是李旺陽」正包含了這種張力。

這種張力是甚麼？當大國資本主義的物慾狂流掩蓋大地之時，所有東西可以用錢及權力打發掉之時，所有矛盾好像都沒有了；維穩如果是百分百成功，張力便只存於記憶。另一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微軟輕的＜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好好記着你＞，因為有：

太多電視要看／太多東西要買／太多生活負擔

正如我上面所說，詩人也擔心自己麻木，以至把李旺陽忘記了。而設法記著他，與建造一個有尊嚴的地方，便彷彿是同一件事。

借來的悲情，如何轉化？

以上的悲劇意識及美學的感知，令我懷疑，李旺陽事件在香港，可能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還沒有清晰的新轉向。

相對世界不少曾經歷過反革命﹣革命，或殖民﹣反殖民鬥爭的地方，香港缺少了一點現代革命的悲劇意識。香港在中國共和革命或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往往是支援基地，或流亡之地。作為殖民城市，底層人民與知識份子流動性極高，極少數本土華人精英階層作為殖民者的買辦及共謀者，多於能成為本土反殖精英。而在戰後新一波世界民主運動之中，我們也沒有台灣（或韓國）般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至民間反抗的歷史。在國共對壘後六十年代末開始出現的本土運動，遠遠還未有氣候成為革命。香港群眾運動最具悲劇意識的，恐怕是借來的，即二十四年前的北京學生及民主運動及六四鎮壓，由於我們在這場運動中的特殊角色，它成為香港群眾集會最具悲劇意識的場合。

我稱之為「借來」的悲情，並無貶意。香港作為一個遲熟的穩定人口及本土社會，受制於一個過於早熟精於技術理性操控的殖民及後殖民政權，也許是難以產生以上所說的悲劇意識。然而，借過來的悲情，並不是與我們無關，相反，它構成了香港社群的獨特道德經驗。見證著在不遠處的義人苦難，感受被挫敗的道德要求與自身的無力，我們該如何自處？香港民主派以一種獨特的支援民運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甚至是美學感覺，體現在六四燭光晚會等活動中，浪漫悲情化成堅持二十多年台上的政治人物的道德光環。

悼念李旺陽的小群體，他們大概不太喜歡這種支聯會美學，他們的藝術實踐，肯定要走出這個框框。但他們並不像某些新興起的小宗派般要跟民主派劃清界線（例如呼籲別人不出席燭光晚會），或靠叫陣來界定自己山頭。喊出「我們都是李旺陽」這一句的人，體現了這個各自表述的年代，個人及小群體能以多元的藝術形式，昇華香港群體的道德經驗，成為他們日常政治實踐的定位。不逃避這些道德要求，也拒絕滿足於既有的族群地緣界線，無論是本土香港還是大中國。別人的苦難，自己的失望，成為打開自己道德視野的動力，觀照自己與別人，讓大家前行。

有人說，關心自己能力以外的道德主義姿態，只是失敗主義的表現。讀著這些詩，我發現不少詩人也是朋友，平日在街頭不同運動及場合碰到他們，令我很難相信他們追尋的是不斷失敗的自虐感覺。他們救不回李旺陽，無法實現民主中國大計，但他們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戰場，而不只是鍵盤或姿態。他們甚至不囿於悲劇意識，悲情之外，他們還有人實踐「快樂抗爭」（這是另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活在這個狹小的城市，面對大國政經力量，以至全球資本主義的急風驟雨，其實不難令人有虛無的感覺，或憂鬱，或躁狂，或犬儒主義，或教條主義，容易變成一個沒有道德體驗能力的人。感謝這群有心人，令我感到道德的活力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