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遊擊隊理論與現代性

時 間：2005年5月13日

　　地 點：西南政法大學嶺南廳

　　趙明教授：

　　老師們、同學們，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非常榮幸的請到了我們的精神導師劉小楓先生來我校講學。小楓先生和我們西政是有淵源關係的，是我們的鄰居，因為他本科是在四川外語學院讀的德語系。

　　小楓先生自川外畢業以後在北京大學讀碩士，然後在深圳大學教書，接著又去了瑞士的巴塞爾大學攻讀神學博士。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比較宗教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總監以及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中國許多著名的高等院校的兼職教授。我們許多青年學生都有所瞭解小楓先生的學術道路。根據現代科學學術體系的分工，小楓先生可以說在哲學、美學、宗教學、文藝學等等凡是可以稱之為“學”的（包括我們的法學）領域卓有成果！但是，如果按照現在的學術分科來介紹和瞭解小楓先生可能又很大的誤解。其實小楓先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問家、思想家。小楓先生最近幾年以來，通過對古典學問的研究以及對古典經典著作的詮釋、解讀和教學實際上已經展示出了他在過去按照一種現在的學術體系分科，即所謂的學科所涉及的眾多領域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的指向。這樣的方向或者指向，現在劉小楓先生通過他的學術和教學工作應該已經給我們呈現出來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小楓先生確實是我們這樣的一個時代的精神導師。我個人是讀著劉小楓先生的書一直走到今天。我回憶自己的讀書的道路，80年代是李澤厚先生影響著我們這一代，90年代以來直到今天，可以說是小楓先生在引領著中國當代的思想界和學術界！在這個方面的話，我個人也包括我們很多的青年學子，以及我在北京所瞭解到的，都對小楓先生心存感激！我記得中國社科院高全喜先生曾經在私下說過：“最期望的是希望小楓先生能夠長命百歲。因為他活著，他的學術工作能夠使得我們當代的中國學人知道方向，有一個標準！”我認為這樣的評價是非常到位和準確的。小楓先生經常到川外來講學，跟我們可以說是擦肩而過，這次在龍校長的安排下，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小楓先生到給我們直接講述他的學術思想。他今天晚上講述的是“遊擊隊理論與現代性”。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小楓先生！

　　劉小楓教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晚上好！

　　我其實很早就想到政法大學跟大家交流，但是一直不敢。因為我很崇拜大學的名稱。一想到“政法”，誰念“政法”？那不是一般人念“政法”的，畢業出來他們幹什麼呢？政法大學培養的是國家政治秩序最基礎的人才，所以我覺得在政法大學教書的、念書的都不是一般的人。我在川外讀了四年書，從來都是仰望政法大學，所以今天有機會到這裏跟大家交流覺得真是非常榮幸而且心裏是七上八下。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遊擊隊理論和現代性的關係。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呢？因為在座的各位都是法學方面的專家和學子。我最近幾年研究德國的政治法學，也就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學有了一些體會。在我看來法學背後有政治，或者廣義的說，有這種文化。我們的法學，不僅僅是我們的法學，整個二十世紀的法學界有一個比較大的特點就是過於偏向一些實證性的東西。有一次我在香港開會，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都在一起。當時我就說到“三個代表”。我說，“三個代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次法律方面的行動，然後我就講到法學與政治的關係。當時一個法學的院長馬上就提出法律和政治沒有關係，我就很小聲的回了他一句：“你這是實證法學派的觀點。”我們從西方歷史上來看法學當然是和政治分不開的。

　　為了提高大家的興趣，我今天挑的是遊擊隊理論問題來看法學問題。施米特在他的整個研究過程中偏重兩個：一個是公法、憲法，一個是國際法。遊擊隊理論就是靠近國際法問題。我今天只是想給大家作一個導讀，因為書已經翻譯成中文了，非常好看的一本書，我相信好多同學都已經讀過了，沒有讀過的趕緊讀一下，很好看。我想作一個導讀，或者作一個分析，我們來看一下法學與政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它其實跟我們的現實處境結合非常的緊密。

　　首先我們談一個問題就是人與戰爭的關係問題。我們現在一講到戰爭，馬上就下意識的有種感覺。之一是認為談論戰爭好像是不道德的事情。我們都希望和平。可是我們要明白戰爭與人性從來就沒有分離過。中西方最早的經典寫的就是戰爭。《荷馬史詩》裏講的、我們五經書裏面的《春秋》大部分講的是戰爭。戰爭與人類人性分不開，由此我們可以說不瞭解戰爭、不研究戰爭就不可能懂得人性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究竟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戰爭跟法有非常大的關係。施米特在研究遊擊戰的時候，他的一個視野對我們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就是他如何看待一個問題。遊擊隊這個理論或者遊擊隊這個現象有一些歷史學家研究過，但是沒有誰像施米特那樣具有歷史的穿透力，從一個小的問題他能看到背後很大的一個歷史、政治、法學背景。

　　施米特對戰爭歸納三種歷史類型。從西方歷史上講的，戰爭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稱之為神話式的戰爭。什麼叫做神話式的戰爭呢？這就是荷馬史詩所體現出來、也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戰爭形式可以所體現出來的戰爭，戰爭的理由是以神或者說是天上的正義來支撐的。第二種戰爭類型成為法制的戰爭。戰爭可以有法制，講規矩來打，這是西方的第二個歷史階段的戰爭。在第一和第二之間有一個歷史的過程，瞭解這個過程對於我們理解有遊擊戰問題是非常關鍵的。要害在於弄明白施米特在問戰爭問題的時候，他是在問戰爭的法理依據是什麼？這意味著人類的戰爭是永遠不可能避免的。從古代打到現在，我們在避免戰爭、消滅戰爭的時候還是在打仗。而且施米特看到越是到二十世紀，當我們提出要永遠消滅戰爭的時候，其實是使得戰爭更加殘酷、更加野蠻、更加非道德。要消滅戰爭實際上是把背後的法理依據抽掉。待會我們來讀兩段文本，是非常有意思。剛好結合我們當今紀念二戰。

　　法制的戰爭究竟是什麼呢？法制的戰爭意味著打仗的理由變了，法理變了。法制戰爭是西方的君主國，也就是所謂的絕對王權國家形成的時候出現的戰爭形式。“絕對王權”直譯的話稱之為絕對主義，這是錯誤的翻譯，意譯應該是絕對王權。絕對王權是什麼呢？中世紀後期有一個神聖羅馬帝國，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制度。這個大一統的國家制度崩潰以後，就出現了所謂的君主國。打仗是為了國家、君主國來打仗的，因此出現了很著名法哲學的口號——“國家理由”。什麼叫做“國家理由”？就是所有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沒有比這個更高的。由此成為戰爭的法理依據，打仗的理由不是為了超出國家利益之上的一個更高的理由，比如說，為了全人類的進步，為了實現世界的大同，或者為了實現上帝的目的。這就是它的法理。這樣的法理導致戰爭的形式和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打仗守規矩，軍人和平民要區別對待，對戰俘要當作人對待。普魯士戰爭著名的口號：與普魯士打仗的對方當作是惡魔。這跟現代是不一樣的。我們看非常簡單的例子：美國就把所謂阿富汗的拉登之流當作是惡魔。戰爭的法理依據是不一樣的，16世紀一直到19世紀都是處在法制戰爭階段，國家與國家之間打輸了就打輸了，不會侮辱或者取消對方國家的國格，或者對方民眾或者人民的國格。法制戰爭在第二個階段就制定了一些戰爭法，包括一些國際法也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

　　第三個階段是現代戰爭。現代戰爭恰恰是對傳統法制型戰爭的破壞和違背。施米特在考慮遊擊戰的時候，是從西方法制的演變過程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現代的戰爭是不是正義的戰爭？是不是有充分法理依據的戰爭？遊擊戰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法學家考慮問題與我們完全不一樣，我們學的法學和他所講的法學好像差別很大，但是我們在這裏也看到，法學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是充滿活力的，誘惑吸引我們去思考一些極其有意思的問題。

　　進入第二個要點：現代型的戰爭。從神話式的戰爭經過法制戰爭，再轉入現代戰爭。現代戰爭有什麼樣的形式呢？遊擊隊或者遊擊戰這樣一種戰爭形式傳統是沒有的。施米特上來就講，“要講現代學說，遊擊隊理論或遊擊隊現象就遇到麻煩，因為從來沒有古典的或是古代的遊擊隊或遊擊戰的事情。”我們傳統可以說有土匪但不是遊擊隊，差別在什麼地方？要從法理學的角度來理解。遊擊戰是由現代戰爭引導出來的。我們先對比一下。

　　現代戰爭最基本的形式。第一個是組織性，體現在軍隊是正規的。以前歐洲打戰經常是雇傭軍，在希臘我們也看到，希臘人被人雇去打仗。在現代戰爭中，民族國家通常有自己的專門的正規的軍隊。一般認為，第一支正規軍是拿破崙組織起來的。第二是戰爭的技術性，技術包括組織、指揮系統、軍械等等的更新。這與遊擊隊理論是密切相關的，就好像現在說本•拉登的武器也有手機一樣。第三，就是侵略性。現代戰爭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以集團的形式。當年中國遇到西方的壓力時馬上組織新軍，目的就是組織一個完整的組織化的部隊，而且這個部隊可以為國家所用，可以進行侵略，如果我們足夠強大的話很有可能打到東南亞去了。就像日本組織的軍隊就很有侵略性。那個時候組織的軍隊當然具有侵略性，這是現代戰爭一個最基本特色。第四個特色就是國家性，這個與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是很好理解的，嚴格來講，這個國家跟君主國家、絕對完全國家時期的形式是一樣的，但他的基礎發生了變化。

　　我們再來看一下遊擊戰和正規戰相對的方面。第一個特色是和組織性相對的政治性。什麼叫政治性？這是我們需要理解的重點，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呢？因為法、法理這樣一種生活最基本制度的形式是和政治分不開的，那麼遊擊隊或遊擊戰的政治性是什麼意思？這是我們探討遊擊隊理論的關鍵要點。第二個特點是靈活性。我們都知道遊擊隊沒有統一的軍服，經常就是綁一塊手帕就代表是哪一邊的，不正規；相對應的就是技術性背後的合法性。施米特在討論合法性和技術型從來是連接在一塊的，因為現在是個技術世界。靈活性背後有一個正當性，這是一個法理學、法哲學的辭彙，施米特把它放到戰爭中來考察。第三個特點是本土性。遊擊戰從來就是保衛本土的，這個本土不是民族主義的理解，我們所理解的本土是土地或人民，施米特的本土是“土地概念”。

　　我們現在大致可以歸納一下，現代戰爭的形成導致了遊擊戰的出現。這兩者之間什麼關係呢？他們的邏輯關聯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遊擊戰？我們先簡要看一下遊擊戰的歷史。遊擊戰最早是在西班牙出現的。當時拿破崙指揮他的大軍橫掃歐洲，第一次遇到的零星抵抗力就是西班牙的自發組織起來的兵勇，來抵抗正規的軍隊、有組織的現代化的部隊。所以，施米特說西班牙是遊擊隊最早的發源地。他也用了“星星之火”，火星從那裏發起，綻放到北方。我相信施米特是沒有讀過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這個語言何其相象！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次大規模的遊擊戰出現是在俄國，而第一部反映遊擊戰的經典文學作品就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記載了俄國的遊擊隊如何抵抗拿破崙的正規軍。其中一句施密特是這樣描述的“俄國的農民就像抖身上的蝨子蟲一樣把拿破崙軍隊從身上抖掉”。為什麼強調農民？因為農民堅守的是土地，同時他們不是正規軍，他們是散兵游勇，對抗的是正規部隊，也就通過俄國所謂農民自發的反抗來體現遊擊隊、遊擊戰和現代戰爭的一個根本的區別。我們可以這樣說，正規軍是現代性的體現，現代戰爭是現代性的一個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包括現在所謂的反恐戰爭都是現代性的步伐。比如說反恐戰爭完全可以和全球化的政治策略或者說是政治趨勢結合在一起，而遊擊戰可以說是反現代的。遊擊戰第二個大的階段就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施米特眼中，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他認為真正的遊擊戰理論是中國的毛主席建立起來的。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詳細分析。第三個階段就是在毛主席光輝的遊擊戰思想的指引下的越南、阿爾及利亞以及整個東南亞，基本上指引了60年代以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遊擊戰。

　　關於遊擊戰的歷史就是這樣大致一個過程，我們接下來進入理論性的問題。

　　第一個理論性問題就是要從法理的角度來考慮。遊擊戰遊擊隊針對正規軍經常搞破壞、搞暗殺，也就是採用一些稱為非法的手段來對付一個很正規的軍隊。如果給遊擊隊定性，那麼它是否是非法的組織？是不是採用一種非法的戰爭形式在對抗敵人？反過來我們也考慮，正規軍是不是真正合法的？它合的是什麼法？遊擊隊如果是非法的，那非的是什麼法？這就突出了施米特從來強調的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法”？法從來就是人立的，因此法的性質可以說是充滿了人性、歷史性和國家性。遊擊隊非法，可它有正當性，這是施密特提出的第一個概念。

　　我們來看一個非法與合法最關鍵的例子，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施密特從兩次世界大戰總結出，戰爭一步步背離了西方所謂的法制型戰爭時期的戰爭法的規矩，這個戰爭法的規矩就是：打仗就是打仗！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好像兩兄弟打仗一樣，敗了就是敗了，但不等於道義上的、道德上的敗壞。可以說法制型戰爭是不具有價值道義的一種戰爭，而現代戰爭是帶有道義價值的一種戰爭。我在這裏讀一段施密特的原話，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從中體現出現代正規戰爭和法制時期戰爭的區別。他說道：“1949年5月27日的四個《日內瓦公約》相當於國際法，是值得敬仰的人文思想和人道思想發展的產物。他們不僅給予敵人以人道待遇，甚至從表示認可的意義上公正對待敵人，因此仍然基於古典國際法及其傳統（劉小楓：什麼叫古典國際法及其傳統？就是指的國際完全國家的法制戰爭時期），沒有這一基礎，這一人道主義作品不可能完成。”這裏就提出要公正對待敵人。施密特一個很重要的提法，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又很像毛主席的話，但又跟毛主席說的話又非常大的差別，差別就在於他認為敵人和朋友的區分不是道義意義上的。接下來，“這些公約的基石始終是清晰區分戰爭的國家性質和基於這一性質對戰爭的限制。由於區分了戰爭的國家性質是國家之間像兄弟之間打仗一樣，那麼這種戰爭衝突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區分了什麼呢？戰爭與和平、軍人與平民、敵人與罪犯、國家間的戰爭與內戰。可是由於國際公約的鬆弛以及這些基本區分遭到質疑，這就為故意破壞上述清晰區別的戰爭敞開了大門，這種戰爭就是現代戰爭。”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戰敗，等於是他們受了兩次戰爭的害，後面施米特還專門講到德國怎樣受害。“於是便出現了某些以審慎行為表述的妥協準則，它只是一種檔跨橋，藉以跨越一道深淵其中包括戰爭、敵人和遊擊隊員等概念的隱藏著多種後果的變化。”總之我們可以說，現代戰爭的出現使得人類的一些傳統的基本的價值標準發生了位移甚至是顛倒。合法性戰爭與正義性戰爭的區別就是遊擊隊戰爭與正規戰爭的區別，那麼從我們傳統的觀念來看，遊擊隊戰爭怎麼就要不得呢？

　　施米特在尋找有關遊擊隊戰爭的理論文件時就很“好玩”，要說理論當然就要舉出歷史上的理論著作或文獻了。他所找到的最早的文獻就是德國歷史上的一個君主皇帝面臨拿破崙軍隊侵略時發出的一個詔令。詔令說：“第一，我們全國人民不管什麼人都要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第二，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手段。”這就是遊擊隊戰爭的兩個基本性質。先看第一條，遊擊戰由於是全民動員，就使得軍人與平民的區分沒有了。比如說日本就是正規軍，我們就是遊擊隊——全民皆兵。這就模糊了戰爭中特殊的軍事人員與平民百姓之間的區別，這就是非法。但是“非法”是因為沒有辦法，我們沒有正規軍，沒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那麼當外部的侵略者來了我們只有用這種辦法去對付了。再看第二條，“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傳統的戰爭有講究，如擺棋子、佈防，而遊擊戰根本不講這些，而且是小規模的零星的作戰方式，這也就破壞了打仗的規矩。這樣，這個詔令就被視為是遊擊戰爭的最基本的、最早期的理論文獻，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它告訴我們：遊擊戰破壞了戰爭的一些法制性的規矩，因此遊擊隊應該是罪人。可是進一步追問就會發現，這樣一種非法恰恰有它的正當性，正當性在哪里？我們等一會再來看這個問題。總之，我們可以先總結一點：遊擊戰使得現代戰爭越來越殘酷。因為它不擇手段。在戰爭中，那一邊在架起機關槍、大炮對打，這邊卻在搞暗殺，甚至跑到對方的後方把什麼旅長、師長的老婆孩子抓住當人質，威脅他們如果不離開軍隊就把他們的老婆孩子殺掉。這當然很殘酷！

　　但是，這種殘酷是由什麼東西引導的呢？這使我想起當年隔壁一零一團給我們講的一個故事。當年在與越南打仗的時候，我們是正規軍，有一次一個班長沖到敵人的碉堡裏，發現裏面兩排女兵全都沒有穿衣服，於是害羞地扭過頭去，那些光著身子的女遊擊隊員瞬間就端起槍在他身上掃了二十幾個窟窿。於是後來我方就下令，凡看見沒有穿衣服的女兵也開打。你們說這是不是說明戰爭越來越殘酷呢？這就是一個惡性的迴圈。要想找出這種殘酷的根源，就必須弄清究竟現代戰爭的正當性在哪里？按現代的理論，現代正規戰爭的正當性就在於現代化。質疑現代戰爭的正當性就是在質疑現代化。比如說日本對我們的侵略，他們說是在解放我們，要把我們從西方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然後給我們帶來一個現代化的世界。確確實實如此。我們看一看日本，只要他們認為是割讓給我們的地方，一個是臺灣，一個是東北，它的建設跟中原是不一樣的。他們認識到中原是不可能永遠佔領的，所以燒光、殺光、搶光為上，而在東北修鐵路，在臺灣修公路、大學，跟在日本本國幾乎就沒有什麼差別。所以戰爭背後就是一個現代化的目的，由此現代化就變成了一個合法性的正當理由在背後支撐。由此抵抗現代化，抵抗現代民主政治的進步，那就是反動、反革命，打敗了你就是敵人。

　　接下來我們念一段施米特的論述。這段論述其實沒有什麼太值得好奇，都是人所皆知的歷史史實，妙的是他在什麼時候寫這本書，在什麼時候說這段話。他的原文是這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的戰勝國解散了德軍總參謀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凡爾塞條約》第一百六十條：禁止德國以任何形式重建總參謀部。”這意味著什麼？干涉你的國家主權！建立國家軍隊的總參謀部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行為，國家的軍隊如果沒有總參謀部那還叫什麼樣的國家？“這種取消了歷史的和國際法的邏輯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垂竊古典的歐洲國際法意義上的兩國交戰，在共同取得對德國的勝利以後，垂竊並消滅了普魯士國家。盟國監督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四十六號法令規定這裏引了法令，實際是一種政策。就像我們國家經常用政策代替法令，洋人一樣是這樣做的。“普魯士國家歷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和反動派的代表，它在事實上已不復存在。以維護各民族的和平與安全的思想為指標，並懷著確保德國在民主基礎上進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的意願，監督委員會之規定如下：第一條，解散普魯士國家及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門。”

　　一個國家被解散了。他引的這兩條法律顯示，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取消總參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取消國家主權。日本也一樣，所以日本現在得什麼意嘛！日本有什麼國家主權嘛，人家軍隊都駐紮在你的國家裏，經常出現什麼美國士兵姦污女大學生。想想我們中國49年以前北大女學生被美軍姦污，現在還有這種事情嗎？我們國家的主權確確實實是不一樣的。想起當初香港要回歸時，香港說你們共軍就在新界就可以了，不要進城，因為我們英軍的好多軍人都在市中心，這個地方就不要駐軍了。我們香港人看見穿軍裝的共軍就害怕。當時有兩個外交官黃華和姬鵬飛就答應說不要駐軍，被我們的小平橫著眼晴罵：姬朋飛和黃華兩位胡說八道！這是很清楚的，我們的小平同志是政治家。駐軍與否體現了一個國家的主權。反過來我們來看施米特，一個國家總參謀部被取消，這意味著什麼？而這是什麼時候寫的呢？是1962年。我在讀到這個地方就暗自在想：施米特完全是在煽動遊擊戰。因為遊擊戰恰恰是與不正義戰爭聯繫在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非常大的麻煩就是猶太人問題，如果把猶太人問題這一環抹去的話，那麼二戰在歷史上是很難講的一件事。

　　施米特在說了這話以後，據我所看到的文獻，很少有評論家法學家對這一點作出評論。這一點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你不能很簡單地就認為這是在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辯護。通過這一點，我們現在對遊擊隊理論的認識進入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領域，即有關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制度、相互之間的關係、法和這些衝突關係究竟處在一種什麼樣的歷史狀態中，歷史狀態就是現代性。

　　現在我們來看施米特的遊擊隊理論的第三個部分。施米特重點不是要講遊擊隊的現象，而重在講遊擊隊理論以及遊擊隊員這一類型的人，他認為遊擊隊員是一種新型的政治人，他們首先是在文人中出現的。比如他說盧梭就是歐洲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遊擊隊員。對於施米特來說遊擊隊的理論分成兩個大的歷史階段，即如果我們把初期的階段像普魯士皇帝的詔書排除開，理論上出現有兩次：第一次是俄國共產黨，第二次中國共產黨。

　　我們來看一下施米特對於共產黨的理解。遊擊隊理論的發展第一個階段可以說完全是農民式的、自髮式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列寧式的，即政黨提出了一套遊擊隊理論，文本就是列寧的《怎麼辦》。在其中列寧就教導了一種不擇手段的革命方式，這就是遊擊隊的打法，但重要的是列寧提出了一個遊擊隊員的理論，這個理論稱之為意識形態理論。什麼叫做遊擊隊呢？他們是為一個終極目的服務的，為了全人類的共產主義歷史的實現。所以遊擊隊理論在這個時候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從保衛鄉土轉變到超出本土意識的意識形態的描述，全球化的一個政治意識形態。這是列寧遊擊隊理論最關鍵的一個要害。第三個階段就是毛澤東的遊擊隊理論。施米特在闡述毛澤東的遊擊戰理論時，非常強調一個東西，就是毛澤東的遊擊隊理論著眼於本土性，所以他固守住了遊擊隊的一個本色：我是守衛鄉土，我沒有這樣一種高意識形態的追求。

　　但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來看看施米特對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分析和論述，來看兩種遊擊隊員的差別，這涉及到如何理解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施米特說：“眾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組織抵抗拿破崙的戰爭的普魯士總參謀部職業軍官們的用語。” （引述參見《政治的概念》一書“遊擊隊理論”部分306頁）這一段話就把毛澤東“全民皆兵”口號與普魯士與克勞塞維茨聯繫起來了，“克勞塞維茨便屬於這些軍官之列。”從毛澤東到克勞塞維茨，從克勞塞維茨到列寧，經過列寧到毛澤東，列寧有關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筆記。《戰爭論》是一部古代經典著作，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就已經翻譯出來作為教材。這是戴晴（葉劍英的養女）的父親翻譯的，但是我估計毛澤東沒有看過。重要的就是說，施米特的視野裏能夠把這些串起來，“克勞塞維茨便屬於這些軍官之列。我們看到，當時正規軍接納了某一特定教育階層的強大的民族力量。”這時遊擊隊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出來了。遊擊隊是由知識人組成起來的，這是遊擊隊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初期的遊擊隊是自發的農民，從列寧開始，遊擊隊員成為了一個職業的革命家，這是列寧的突破。“那時最激進的軍事思想家也區別戰爭與和平，將戰爭看成可以與和平清楚區分開來的非常狀態。”但是“克勞塞維茨是一支正規軍的職業軍官，他本來不大可能像列寧和毛澤東一類職業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樣，如此系統地將遊擊戰邏輯貫徹到底。”這些話都含沙射影地指後來的德國的軍事理論家根本不懂得什麼是遊擊戰，這個用筆是很惡毒的。“在涉及遊擊戰時，毛澤東還有一個具體的因素使他比列寧更接近事物最深層的內核，獲得最大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念到這裏我先停一下，在八九年蘇東事件以後，歐洲以俄國為首的很多共產黨變了。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黨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也要變成“中國民主黨”呢？如果不改，總得有個理由、說法講給全國人民聽，說明他們改他們的，我們不改沒事。記得八九年，中宣部發了一個檔，講，我們的共產黨以及我們的革命取得勝利與俄國革命是非常不一樣的。我插入這個是因為施米特接下來的話與那年的檔幾乎是一樣的，這很有意思。“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更植根於本土。與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在俄國奪得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前衛們相比，中國共產黨人有很大的不同，”像不像我們的語言？很像。“後者歷經了二十多年的戰爭，直到1949年才控制中國。差別不僅表現於中國共產黨人內在的群體結構，” 什麼樣的結構呢？就是農民與知識人的結合，而俄國共產黨一直是所謂保持精英。“而且表現在共產黨人與所控制的國土和人民的關係。鑒於受依託鄉土的遊擊戰所規定的巨大現實，關於毛澤東宣傳的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辯論，幾乎是次要問題，正如古代中國哲人是否表達過與毛澤東類似的見解的論辯是次要問題。”施米特的眼光尖銳啊！他說那些人辯論毛澤東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無所謂的，毛澤東是非常現代的革命家，因為遊擊戰是非常現代的戰爭，它是針對正規化的現代的戰爭而來的，所以他說: “這是一群具體的，經遊擊戰洗禮的‘紅色精英’”。所以，從出生看，也許像來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樣，中國共產黨人是城市無產者。但是當掌握政權之時中國共產黨人便帶來經受過沉重挫折的深刻經驗和組織能力及其原則轉移到農村環境，在那裏以嶄新的、不曾預見的方式發展。這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意識形態’差異最深層的起因之所在。”

　　通過施米特來看我們中國現代化以及革命的經歷，應該獲得一種比較新的認識。可是問題還沒有完。施米特的遊擊戰理論時抓住一個要點：本土性才是遊擊隊真正的自己政治品質的要害！遊擊隊不是土匪，傳統沒有遊擊隊，土匪不是遊擊隊。土匪不像是職業革命家，不是為了信念。而遊擊隊是為了信念，為了事業，他們可以在全家被殺情況下繼續革命；不像土匪那樣容易被收買，而我們的遊擊隊收買了多少土匪！所以，首先遊擊隊的政治品格是其要害，政治品格靠在哪一個上面，靠在本土性還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上？施米特認為如果遊擊隊像俄國共產黨那樣靠在歷史哲學上面——解放全人類，共產主義的實現，這個遊擊隊就變質了；那麼，如果守住本土性，這樣才能保住自身本色。而這個本土性是什麼意思呢？守住本土性，對抗技術性，對抗技術世界的侵略，所以遊擊隊抵抗正規軍就是抵抗現代性，所以施米特說了一句名言，說“遊擊隊是最後一個抵抗技術化污染大地的戰士”。這話說得很有詩意。為什麼要抵抗技術化進步呢？施米特說這是兩種法系的衝突，土地法系和海洋法系。整個世界近代的歷史就是，人本來在穩靠的土地上生活，可是有一群人喜歡在海上弄潮，然後建立國家，制定了些法律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英美法系。而近代歷史就是英美法傳統顛覆大陸法傳統的歷史進過程。在施米特看來，本土性和技術性的衝突就是現代性對人類生活品質的敗壞！由此看來，法的根本屬性是守護人本性、天性上貼近大地的生活方式。所以，施米特喜歡講法這個詞（normals），在希臘文上的原意是劃分一塊土地養育人們，就像餵養羊群一樣，這是法的基礎；可是海洋法一出來就改變了這樣的生活方式。法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像我們一般理解的那樣），這在古希臘與古羅馬是非常一致的，比如羅馬的“共和”在當時就是一種法律制度。我們經常說中國古代法律是宗法制的，這是沒錯的，但是我們是盲目地來批判和唾棄中國傳統的國憲，就不知道這是一種生活方式，跟我們有土地有水份滋養的生活方式是緊密聯繫的，而遇到新的法、現代化的法、普適的法出來後，我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就斷掉了。

　　由此我們來理解遊擊隊的正當性在哪里？就靠在守護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裏。理解現代和後現代的遊擊戰，如果那些分子把他們的抵抗原則上升到一個“我要全人類都來信奉伊斯蘭教”，這跟列寧是差不多了；但如果他們只是說我們守衛我們伊斯蘭教的傳統生活方式，不讓你們破壞，他們就是一種後現代的遊擊隊員！9•11以後，西方國家在分析拉登事件的時候，就我所看到的，在9•11一周年時，德國《法蘭克福彙報》長篇文章分析本•拉登時，就是用的施米特的語言，就是用的施米特的遊擊隊理論（但是沒有提到施米特的名字）。 後現代的狀況已經被施密特準確的預見到。這個預見就是由於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作為強權國家，訂立了一些所謂的“法”，不合這些東西，就是“不合法”。什麼是它的合法性？可是這導致的是戰爭的合法性，侵略戰爭的合法性，不正義戰爭的合法性，這個不正義戰爭的合法性就導致了遊擊戰的產生，而遊擊戰只能以非法的方式進行，這被稱作殘酷導致更殘酷。在他的《遊擊隊理論》中有句原話是“恐怖與反恐怖出現螺旋式上升的怪圈”。這是1962年說的，已經過了30多年。那麼，我們看到，遊擊隊理論和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跟國家、法制相關。法制是什麼？我們對法制的理解、對法的理解。對政治的理解是和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這不僅是讀柏拉圖、西賽羅，就是中國的傳統同樣如此，我希望我們學政法的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遊擊隊比如說我們以毛主席的遊擊隊理論和這樣一種思想觀念來看，遊擊隊理論又有什麼樣的問題呢？剛才我這樣講了一番，似乎施密特完全是在吹捧遊擊隊、鼓吹遊擊戰是不是？其實不是這樣。施密特寫作的時候永遠把自己擺在一個四平八穩、不偏不倚的立場上，這是他寫東西狡猾的地方。遊擊隊後來出現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現代化的大空間秩序的變化所導致的。比如說，遊擊隊本來是反對技術化的，但在戰爭過程中他必須更新自己的技術手段，我剛才講的要開始使用手機了，也開始使用對方所使用的技術，由此遊擊戰也開始向技術化方面發展。這是對它本身品質的一種侵害。我們現在還是回到遊擊隊的內在問題。技術化嚴格的講還是一個外在的問題。內在問題是這樣的：遊擊隊、遊擊戰是反抗現代性的，它身上是不是也沾染了現代性的病菌？這是施密特所要問的問題。這是他在談到毛主席的理論的時候說的，他說：“不過，毛澤東的環境本身也有一個內在矛盾，這個矛盾將一個無空間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絕對的世界敵人（劉小楓：遊擊戰和正規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是遊擊戰總是沒有絕對的敵人，只有實際的敵人。今天是敵人，明天只要你同意和我一起去搞暗殺就是朋友了，就像當初我們還在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在中南海和尼克森握手了。當時毛澤東考驗了一下林彪說：“我們的軍隊應該怎麼樣佈防呢？”林彪就瞎猜，經常試圖摸索毛主席的意圖，他以為毛澤東心中的敵人是美國人，說當然要重兵放置在南方，因為美國人打到越南來了嘛，北方我們可以是空著的。可是毛澤東聽了冷笑了一下：‘林彪啊，永遠只是懂戰術，不懂戰略。’因為毛主席的敵人已經定位是俄國人啊，美國人已經不是敵人。沒有絕對的敵人，看實際情況轉變，這是毛主席勝利的一個法寶。）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與一個可劃分地域的、中國和亞洲在抗擊（劉小楓：注意用詞）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時的實際敵人結合起來。”就是說，我們中國的遊擊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總是面臨著一個概念上的含混，他有一個實際的敵人——日本人，甚至國民黨。但是，由於遊擊隊組織是靠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組織起來的，因此這個組織後面抵抗絕對敵人這個概念，這兩個概念融合起來的話就是一個麻煩，雖然毛主席從來就是偏向（絕對敵人、階級敵人是他玩的一個政治的手段）於實際敵人，但是我們要理解毛澤東。據我的閱讀，我覺得沒有哪句話施密特短短的一句話說得更加透徹：“這是一個一體世界（One World）——即一個地球、一個人類與一個在其自身和相互間理性地達致平衡的多數大空間（Groβaume）的對立。毛澤東在一首題為‘昆侖’的詞裏表達了對一個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論觀念，其中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我們都背得這句了不起的詩詞。它了不起在於寫這個詩詞的時候——什麼時候？毛澤東領導的紅軍被國民黨打的屁滾尿流、幾乎就要被滅亡，他還能夠發世界夢。所以他的眼界真的是蔣介石比不上的，他那個時候就能夠想到我們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把汝裁為三截”，什麼意思？全球性的一個意境，“一截遺歐”，歐洲；“一截贈美”，美國；毛澤東一直到晚年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一截還東國”。當時毛澤東成長的時候正是新的列強相互之間衝突的時期，他在那個環境當中成長的，他在這時就看到中國在世界中的一個位置。他說“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裏面有兩個要點可以來看：第一個要點是，他準確的預見到了今後就是三分天下。俄國沒戲了，歐洲（歐盟）、美國，現在事實上中國氣盛的不得了（尤其我們年輕人啊，小心啊，太冒失）。第二個，全球性的、新的一個世界景觀提出來了，這個世界景觀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景觀呢？“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他認為以後是一個太平世界，這種觀念是什麼觀念？自由主義的觀念。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自由主義的觀念？前年我在巴黎高等師範研究所講到這個意思，當時聽到我說毛澤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譁然！有些人甚至對我橫眉豎眼，“毛澤東怎麼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呢？他迫害了那麼都知識份子。”他就沒有弄懂什麼叫做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就是要消滅這個世界上所有衝突，結束政治狀態。但是，政治狀態、衝突的狀態消滅得了嗎？這是自由主義和古典主義（我們這個詞用的不太好）的一個最基本的分野。這個跟後面的“法”是非常相關的。我們可以通過這一點看到毛澤東的遊擊隊理論以及一個大的、廣闊的後現代政治背景已經點明了，在施密特的眼光裏面看，這是非常深遠的一個問題。我們不要在雞毛蒜皮的事情上計較，應該像施米特那樣抓住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遊擊隊這樣的政治現象，遊擊隊員這樣的新型的政治人，在未來的世界歷史中占了什麼樣的角色。

　　遊擊隊給了現代性第二個負面的問題（施密特剛才那句話表示了，毛澤東雖然沒有馬克思那樣的絕對敵人的觀念，他卻還有西方自由主義的夢想來追求）：遊擊隊抵抗外來入侵，它要全面的對抗，全面動員本土力量，這就破壞了本土的結構。這就是帶來的第二個大的問題：本土結構的破壞。搞政治學的都清楚沒有哪一個朝代對中國的基層組織的改造有我們這個世紀這麼大，尤其是49年以來這麼大。因為沒有哪一個朝代把支部、遊擊隊員建立在生產隊、車間、年級、班上！以前的傳統統治結構只是從皇帝到縣官為止，下面是靠鄉紳。這個本土結構的破壞推導得出的結論是遊擊隊是個惡性循環！這是一個大的麻煩。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明白了遊擊隊理論和現代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我想突出的就是中間的問題是國際法。因為整個遊擊隊的理論是施密特在研究國際法的時候拿來作為一個樣本來分析國際法的破產。我現在看到一些法學家還在提守法，但是施米特研究問題永遠在問誰決斷？誰立法？他問這個根本問題，而不是圍繞那些法轉。國際法在遊擊隊理論面前徹底破產！就好像本來不合法、違法，但是違什麼法？是破壞了強權政治的生活制度，毀掉了別人的normals。現代性我們可以通過遊擊隊來看，遊擊隊理論實際上是為傳統禮法作辯護的，是申辯傳統禮法正當性所生髮出來的一個理論，施密特實際上將遊擊隊作為立了一個案例來研究的。

　　我之所以強調這樣的要點是希望我們學法的學生在視野上和閱讀量上以及關心的歷史文化的方面更廣泛一點。像遊擊隊理論這樣問題的分析可以看出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可以和我們的專業非常相關，目的就是希望我這個外行給大家一個建議：讓我們的學習和做學問可以輕鬆一點、好玩一點、有意思一點！謝謝大家！

　　趙明教授：

　　金開名家論壇上我也出現過幾次，每次都是批評，今天卻沒有。開始介紹的時候，我稱小楓先生是我們的“精神導師”，這是有用意的。什麼是導師？就是引導、教育我們讀書、讀真書。小楓先生有個說法叫“勾引美人”，就是把那些想讀書、讀真書的人、以讀書為志業的人勾引出來。可是為什麼要讀書？我們要讀好書、讀真書，是為了在精神世界極為貧乏的時代如何呼喚我們高貴的人性，這就是所謂的勾引的“美人”。今天小楓先生講的內容、他的解讀，我們可以探討。但是我們更要理解他告訴我們如何讀書、讀什麼書的看法。這也是小楓先生這幾年在國內遊學、講學所希望達到的一個真正的目的。下面請同學們提問，看小楓先生所說的“美人”勾引出來沒有。

　　劉小楓：

　　我說的“美人”是指心性，很好的心性，往上走的衝動。而現在好多大學生沒有這個心，沒有必要非要逼著念書。孔老夫子在《論語》中就說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其實讀書是很辛苦的事情，沒有什麼樂趣的。如果你有這樣讀書的心性，不覺得苦，這就是讀書的心性。我相信西政的“美人”比川外更多！

　　問題一：

　　如果遊擊隊受到政黨意識控制後，其正當性何在？

　　劉小楓：

　　施密特在書中已經回答，他說遊擊隊如果受到政黨或者時意識形態的操控的時候就舉了越南戰爭的問題，越南戰爭已經演變成了美國、中國等幾個大國的爭戰，遊擊隊當然已經變質了。

　　問題二：

　　您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指出毛澤東的革命精神是對傳統革命思想的繼承，而現在說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古典思想是否有繼承是次要問題。這兩者矛盾嗎？它們的結合點在哪里？

　　劉小楓：

　　沒有矛盾。後者是施密特的說法，不是我的。施密特的意思是，相對於糾纏毛澤東跟中國古典思想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理解毛澤東的理論跟現代性的關係。我的《儒家革命源流考》也是在探討毛澤東思想和現代性有怎樣的關係。

　　問題三：

　　遊擊隊和民族主義很相近，而民族主義和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是契合的，那豈不是說遊擊隊並不是反現代性而是切合的？

　　劉小楓：

　　遊擊隊和現代性不是契合，而是由現代性問題引出來的，這兩者之間有很多的糾纏。古典沒有民族主義的說法也沒有遊擊隊理論，這都是現代的說法，所以歸結起來我們的問題還是探討什麼是現代性！

　　趙明：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先生的講演！

　　謝謝大家！

　　統籌 錄音 編校： 蔣海松 魏來 王海琴

　　錄音整理：王海琴 蔣海松 阮玲燕 潘學良 阮智剛 周尚君 景象

陳景輝︰從五區總辭說起 「激進」時代的三個關鍵字

原刊於2009年9月15日明報 副刊世紀

早前， 「五區總辭」（下稱「總辭」） 建議已引發泛民同路人間的激烈批評。相對於其他政治議題，盡早落實普選之訴求該是香港社會中最少爭議的一項，故論爭並沒有落在原則立場方面，而真正觸碰輿 論界政治神經的地方該是那股鮮明「行動」傾向。也許，在年底政改問題的燃眉挑戰下，將會觸發大大小小或恫嚇或「來真」的「行動」，而深入思考委實迫在眉 睫。
「行動」（Action），從天星行動到紮鐵罷工到社工衝擊社總到議會抗爭的烽烽火火中，於這幾年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部分輿論視之為「抗爭的激進 化」。香港的政治光譜更隨之切割成溫和與激進兩類，前者多被奉作政治實踐的主流。問題是， 「激進化」一說只從人們乖離政治常規的角度——過激——來解讀，而沒能釐清當中所釋放的政治能量，今次總辭辯 論也不例外。有別於「睇阿爺頭」、「減少矛盾」、「協商」和「共識」等以溝通為核心的溫和派政治常用語， 「行動」涉及的其實是另一組以對抗性為核心的政治元素： 「促發事件」、「敵對」、「抵抗」和「決斷」。然而，在前一組字眼構成的政治目光下，人們往往無法清楚地掌握後者那些關鍵字的含意，若尚未至於帶着原罪的 話。因此，疏理「行動」及其關鍵字被遺忘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便十分重要，否則我們不會具備開放而公平地審視任何行動方案的能力。
行動，或阿倫特的積極生活在香港， 「睇阿爺頭」廣泛流行在人們中間。就像市場經濟理論中的無形之手，彷彿政治領域裏也潛藏一隻中央之手，而香港人的一切「行為」均由市場和中央決定。他們彷 彿只是台前的玩偶，背脊均繫上了被用作操縱的繩索。其實，正是行為（behavior） 一詞表達出的危險，這是其某種定律下的被動產物。
根據阿倫特（Hannah Arendt） ， 行動一詞表示「創始」、「引導」和「發動某件事」的意思。她從古希臘提煉出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表達人類的一個根本方面，即作為受到各種處境——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制約的存在物（Conditional Being） ，人類依然有能力回過頭來介入自身的環境，注入開端和誕生的元素，而非完全受其宰制。政治領域中的行動正是在人群中間——複數的人群做為政治生活的特有條 件——重新創造自己的處境。
她說道， 「行動，就它致力於政治體（Political Body）的創建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歷史創造了條件。」就是說，至少在社會行動主體決定如何行動之前，記憶和歷史的領域尚未完全封閉起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那末，行動又是為了什麼？
例如爭取普選，人們彰顯的是遭客觀世界壓抑掉的民主權利，即揭示一種迫切而非可以不斷拖延的權利。揭示性是行動的重點所在，阿倫特如是說。行動會揭示出人 們自己是誰和他們自己界面的共同利害所在。問題是，行動置身的社會空間絕非平順和諧，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異質追求往往此消彼長。因此，行動總是意味着對抗。

對抗的道理

1 無法取消的敵對
不論是建制派抑或大部分泛民， 都將對抗（Antagonism）的狀態貶斥為壞政治，但此一否定沒有改變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核心性。讓我們先承認一項基本的不方便事實，宣揚和諧的中央政 府其實一點都不和諧：向內地維權人士、異見人士或香港的泛民主派進行排斥和壓制，限制他們正當的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份由上而下的敵對性往往難以察 覺，因為它早已被改頭換面成彷彿中立客觀的社會秩序。需要指出，敵對不僅是專制政治的專利，而是遍及所有政治的固有特徵，悄悄寄生在我們熟悉的政治概念裏 頭：女性主義不是以排斥父權思想為職志嗎？人權的主張不是要抵制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暴行嗎？和諧社會的維繫不是結構性地預設了所謂不和諧的敵人嗎？但這不 是通常所說的為反對而反對，而是透露出人類政治關係中無法擺脫的敵對性—— 施密特（Carl Schmmit）視之為政治的核心，不管人們怎樣的按程度將之劃分而為競爭、爭議、衝突、矛盾、對抗和敵對。

2 否定的外在性
顧名思義，對抗涉及一組跟外部世界的否定性關係。但為什麼是否定而非肯定？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謂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指出，每一社會認同在定義自身疆界的同時，都會界定出其外部。關鍵在於： 「外在」不是無關痛癢的外部，而是真實威脅到認同的外在障礙，其不可能的象徵。例如，父權思想就是威脅女性主義的外在否定性力量，但同時是其認同界定和構 成自身之際必須排除之物。因此，此一外部也不是那種純粹差異的外部，例如既有人喜歡行街也有別人熱中睇戲等完全談不上敵對的情形，而是：當某一「外 在」（outside）阻止了另一「內在」（inside）的構成，即否定了其存在之際。總的說來，對抗性揭示出社會認同的維繫不可能完全依賴自身，而 「外在」的否定和威脅更是構成性地縈繞不散，因而道出：對抗性一旦消失，認同便岌岌可危。
3 存在和認同的前提條件若對抗是認同的前提，那末問題便是：如何定奪出「外在」？或換個問題方式：何者才是對立於「我們」的「他們」？答案並無普遍規則可 循。例如，在民主派眼中，反對普選的力量固然是貫徹其民主認同的外在障礙；但反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民主派的異議性格才是和諧社會的眼中釘。在此，南轅北 轍的政治陣營各自建構出自己的「外在」。也許，俗話「搞對抗」的確有幾分道理： 「對抗」不是自有永有，而是要「搞出來」的：通過勾勒「我們」的共同追求及其相伴而來的「外在」——不管是和諧社會抑或民主社會——所作出的決斷。
對抗的進行和政治社群命運唇齒相依。試想想，假若缺乏對抗，外在的否定性力量及其意識形態便能夠在後者的靈魂和肉身上無人駕駛地橫行。而在精神深處，人們 甚至無法辨認自己曾經反覆揭示過的利害和認同。這不是正在發生的變化嗎：2012 年雙普選到今天已沒人多提，而曾經極力追求的07╱08 雙普選更已忘記得七七八八。難怪已故政治思想家施密特認為，當某一衝突狀况否定了政治社群的存在格局之際，政治便意味着一種判斷： 「是否需要加以防制或戰鬥？」而他斷言如果放棄對抗，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那個政治社群。

4 作為社會啟示的對抗
細心想想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情景，面對香港不民主的現狀，建制派總會以淡化的口脗勸說：我們中間沒有矛盾，對於是否該在當下落實普選，大過不過是觀點上存 在「差異」而矣。在這裏，恰恰跟民主派理當站立的對抗性分界線不同，建制派竭力把普選與否、延遲或盡早都說成是不重要的差別，視之為僅僅局部性的小失誤。 然而，正好因為上述區別，才突顯出對抗性的核心意義。拉克勞嚴格區分社會和政治的界限。前者佔支配地位，通過收伏敵對，掩藏自己建基於其上的排斥系統，佯 裝出一副客觀中立的非政治化臉孔；相對於前者，政治則由對抗的元素組成：作為統御秩序外部的否定性力量，對抗割破其和諧一致的社會假面，揭示其偶然性和不 可能之處，從而打開一道社會缺口，使希望和轉變成為可能。因此，在引入否定或進行揭示之前，建制的面龐總是顯得客觀而美滿的，而對抗要阻止的正是這種幻象 的最終完成，因而充滿啓示。
冒險，或齊澤克的決斷在對抗的脈絡中、佔優勢的外部否定力量之下，旨在開創新局的行動，看上去總是不可為的。如果通過既存情境來審視的話，得出的結論每每是所有客觀條件都顯得不利：時機尚未成熟、民意傾向保守、中央不會改變、輿論不會支持和削弱自己形象等——總辭討論中反覆出現的論點。齊澤克（Slavoj Zizek）稱此一狀態為不可決斷，即任何開創的行動都不能通過給定情景的慣性思路獲得保證，而人們只能在不可決斷的情景中作出沒有終極擔保的決斷（Decision），即俗語說的冒險。
想想那些重要的行動和事件，當中沒有一次是等待穩操勝券的客觀條件完全具備才進行和發生的：以我們的經驗為例，遠可回溯至如六六年的天星絕食行動或八九民 運的北京學生運動，而近的則有七一遊行、天星皇后運動或紮鐵工潮等，它們都在不甚有利的社會條件底下「發動」的；如果今天看來輿論都表現得同情甚或支持的 話，牢記那完全是「後來」才創造出的形勢，而非充斥不可決斷時刻的最初。齊澤克則喜歡說「法國大革命」：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可以準確把握當時的政治經濟條 件、社會階層狀况或意識形態衝突，但： 「卻沒有任何知識能讓我們預見或解釋那個叫『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一旦爆發：行動或事件比較像是「無中生有」。
這是銅板的兩面：行動指向的未知領域固然蘊藏了豐富的創造潛能，但也因同一份不可預測性而讓人恐懼甚至抗拒。齊氏的一段說話也許更好地勾勒出這種可能和不 可能之間的弔詭，但不像一般人般從結果來衡量： 「行動並非僅僅在既有的貌似可能的界域之內發生」，而是「重新界定了可能與否的界線」；行動不單止完成了「貌似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在轉化的同時，回過頭 來重新「創造了自身可能性條件」。因此，跟政治乃妥協之藝術的流行定義相反，政治在行動者眼中其實是：不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Impossible）。

陳錦輝：誰害怕國民出現？

《誰害怕國民出現？》明報．世紀，2011年5月23日

課程愈是大包圍、循步漸進， 指引愈巨細無遺， 學生的生活經驗便愈難獲得具創造力的詮釋， 愈不利於國民意識的出現。新課程以教育國民之名， 抹煞了個體重新創造自身為「國民」的可能性； 它阻礙真國民的出現， 令後者銷聲匿迹。

也許先要有個前設：我們期待國民出現，而真正的國民尚未現身。當然，未必許多人期待，又或者有人自以為早已身居大國民了；但無稽空想有時亦能生出好的想像。况且，純屬空想的話，特首亦毋須提出檢視現行公民教育課，重整為諮詢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中應有美好願景。既欲教出真國民，起碼要問：哪來國民？

國民之本為何？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一語刊於《課程諮詢（撮要本）》首頁（亦見於《課程指引諮詢稿》頁12），非常醒目。孟子從天下說到自身，看似無所不包；新課程亦作類似嘗試，將德育切割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五個範疇，條目嚴密細分。但稍為留心，可知孟子無意如新課程般大包圍，他推論出天下雖大，最終的「本」亦不離自身：個體自身即天下大德所倚。這種對自身的重視，亦見於教育家盧梭。盧梭雖重視道德、公民及國民教育，仍主張孩童生於自然，容自然說話，自然而然，則不至扭曲自身生命和品格。對哲人而言，這並非隨性妄為，而是做好根本。

新課程雖引孟子，其「本」卻模糊不清，學生自小一就要兼顧個人品德、家庭及社群責任、祖國知識（一般如山河地理，抽象如「國情」）以至世界動向，與其說這是德育或國民教育，倒不如說什麼都不是。學生不過在一個又一個「生活範疇」、繁瑣的學習目標和師生評估中，將自身異化。「請大聲說出：我感到為自己係個中國人而高興！」這教案例子固然成了公眾笑柄，不過這並非個別例子，它根本是整個國民教育的最佳示範句式，是將一切縫合成有機體的鑰匙（quilting point）。「請大聲說出Ｘ」當中的Ｘ是什麼，本來就不重要，就算Ｘ的內容再「正常」，果效亦一樣：學生漸漸喪失身為主體行動、學習和說話的創造力。如果孟子說「本在身」，或者盧梭提出做「社會的自然人」大致不錯，新課程正反其道而行。陰乾自身，哪來國民？

哪來國民？

國民教育課野心勃勃，從「個人」到「世界」，欲將所有「生活範疇」囊括其中（先不說邏輯的謬誤以及實踐是否可能），將各種事物及其可能相關的意義牢固地連結，統合學生於特定時空下的感知和生活經驗（con-sensus）；但這能否培育出真正的國民？

歷史可見， 「國民」既非課程設計的結果，洗腦奴化等下流手段固不可得，就連春風化雨，也化不出個國民來。法國史學之父米敘列（JulesMichelet）畢生巨著《法蘭西史》有〈聖女貞德〉一章，被譽為國民聖經。若稱這出身寒微，叫英國佬聞風喪膽的18 歲少女為首位法蘭西大國民，絕不誇張。從來沒有人教聖女如何做法國人，要她大聲說出Ｘ；正好相反，是她親手創造出「國民」的典範：Exemplification is creation。大國民貞德生於國家危難之際，就連查理七世都懷疑自己不配法王名號，貞德已殺破敵人，奪回城池，帶領他加冕封王。「國民」總是主體在國家危機中重新創造自身的結果。米敘列筆下的貞德自是聖女，更是詩人，她寫的詩就是她自己。米敘列如此讚歎貞德一生：「假如寫詩即創造，豪無疑問，此為最高傑作。」下一輪法蘭西國民空群而出，自然是搖撼整個歐洲的法國大革命。米敘列指出，民眾和工人因着大革命重新意識到法蘭西的存在，革命者的生命猶如寫給祖國土地的「情書」。法國人最懂浪漫的說法固然陳腔濫調，其實是浪漫創造了法國人。換句話說，只有當革命的詩人踏上歷史舞台開始說話，真正的國民才現身；革命這開創性事件一口氣帶來「國民」和共和。

阻止「國民」出現的國民教育？

新課程的目標是令學生產生國民身分認同；這說法假定了一個好國民的樣板已經存在，只待學生「認同」。正如愛因斯坦指出，並非物質彎曲了空間，而是空間的彎曲帶來物質本身； 「國民」亦非先驗地存在，決定個體的生活意義——我們應倒過來說， 「國民」是個體的創造，是後者運用自身美學經驗而發明出來的。而創造和發明，往往是固有秩序的鬆綁，甚或顛覆。

國民教育科作為完整客觀的課程體系，旨在將學生情感與感知統合。然而，課程愈是大包圍、循步漸進，指引愈巨細無遺，學生的生活經驗便愈難獲得具創造力的詮釋，愈不利於國民意識的出現。新課程以教育國民之名，抹煞了個體重新創造自身為「國民」的可能性；它阻礙真國民的出現，令後者銷聲匿迹。

不過，若然真有國民教育這回事，首先我們要「被教育」的，應是這樣一個事實：國民的出現是無法阻止的，真正的國民總會在危機中現身。盧梭這樣說：應該使一個人的教育適應他這個人本身。如果你試圖使他只能適應一種生活方式，你就使他無法適應其他一切生活方式。這一點，你難道還不明白？你只知道信任現存的社會秩序，沒有考慮到這個秩序是要遭到革命的，而且你也無法預料或防止那將要影響你孩子命運的革命……危機和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

早排有「誰害怕艾未未？」的塗鴉標語。有人害怕艾未未，不難理解；但我們也可以問： 「誰害怕國民？」也許最害怕國民出現的，不是我們。我們期待，而真正的國民尚未現身。或，下一刻，就要來臨。

陳錦輝（教師）

葉蔭聰﹕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2011年6月6日 星期一
【明報專訊】

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 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 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家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 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20多年來，每年6月4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歷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歷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20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信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歷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 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歷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民主派 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聯會 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 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巨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著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分民主派中人一邊喊著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分子與青年，要守著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20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著當年的格局。1980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因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89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 」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脗，以虛擬的西方身分，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援」的政經背景發生巨變

不過，20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巨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80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 南巡所樹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1990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1980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因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中港城市早已連成一線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裏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 o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分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著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 」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 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 」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因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 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 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

「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著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20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 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新聞稿（2000年）

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新聞稿（2000年）
小西

「六四」又來了！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毋忘六四」？「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

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

然而，記憶不會就此消失，記憶有記憶的容器，這一些容器往往會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驅使我們向記憶召喚——不單向我們深處的記憶召喚，也向物件、符號本身的記憶召喚。記憶固然是私人的，但也不純然是私人的，當貫注了雜多的私人記憶如劇場般展現人前，私人記憶不單借助了物件、符號等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的物質展現其公共性，也借助了這個展現過程本身將雜多的私人記憶接合為一個集體。是以有關六四的集體私人記憶，沒有同一，只有差異，卻又能為共同分享提供另類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