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天：香港主體的發現－－從普世價值與本土意識的偽對立說起

六月九日《星期日明報》

近日六四燭光晩會和李旺陽逝世周年紀念，持不同政見的本土論者在面書爆發罵戰。非理性的具體言論可以不理，但箇中反映的本土觀念之爭，值得在此反思。

本土論述並不是新鮮事物。殖民主義年代已有，還不時會有人拿台灣和香港作比較。以香港為中西文化交滙點、中轉站、移民跳板、無根浮城等，均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前朝」想像；那時相應地掛在人們口邊的是歸屬感，香港人身份認同等。1997前後，一度因「回歸」而反撞出虛火式的「北進想像」；後殖本土性，彷彿為人（也有人覺得僅限於知識份子）所期許。可惜，政治主權移交了，文化解殖卻不斷延擱。本來香港不再是殖民地了，本土意識理該加強，但由於「回歸」並不等同去殖，論者愈來愈發現，香港人只是轉了殖民宗主國。在中華「大一統」意識和全球化的雙重沖刷下，本土香港一度不是被判為「難產」便是僅是全球化跨本土性的虛幻粉飾。

然而，經過2003「沙士」（SARS）和「七一」凝聚，並隨著天星、皇后、菜園村等保育運動出現，2010年初冒出近八千名反高鐵青年圍堵立法會，他們不是傳統政黨力量所（能）動員，而是基於共同理念和爭取公義而自發連結起來。他們自稱為「本土行動」、「反高鐵大聯盟」及其同路人，香港的本土論述有了很具體的對象。

由身份到本土

由身份討論轉向本土論述本是一種理論上的進步，唯香港本土論建立進程卻有一個先天上的缺陷，那便是解殖延擱下公民意識遲遲未普遍化（其實該說嚴重缺乏），加上香港文化一向反智、拜金、相對主義盛行，一般公民引為常道抱持信守的普世價值如平等、自由、公義、真理、仁愛、優美、莊嚴等，在香港社會，統統都成了問題。由是乃出現香港本土論的內在理論困難：如何建立一個重視本土利益和精神關切的向度，而又不流於排外？

由於要就現象以至在地界定本土性，即使論者避免了本質主義，不僵化不固置，但定義本身是排斥性的，很易引來爭議（例如不同的人會問，為甚麼這這這被視為本土特性，那那那卻不是）；如何做到既本土又包容，需要額外的機制鋪展，即使提出了一個機制，理論上又要求對之作出歷史說明或過程闡示。陳雲的城邦論、遺民論和中華邦聯等一整體的本土論述出來後，論者和他的追隨者以「勇武抗爭」的方式，不怕排外，以至實際上造成不斷排外。本土性和普世價值的對立，以最惡劣的方式表現了。有人因而感到莫衷一是，無所措從。其實，這一切也許再一次證明了，限於身份、本土等概念去為香港人、香港文化定性定位，有時不免捉襟見肘。

由本土到主體

本土和普世界價值之間，當然是一種偽對立。只要直接從主體性這思路進入，問題不難一清二楚。只要香港（人）有主體，本土與普世價值的對立便可在高一層次消弭。沒有必然根據本土或普世價值去支持或反對「反雙非」、限奶、中港區隔的問題，因為主體每每依據實際狀況（內在的和外在的），在（每每）有所衝突的價值之間進行選擇，指導言行。主體不是機械人、不會死據特定原則，一味排外或者一味包容。以香港的實際情況來說，擁抱普世價值的主體反雙非，抵制奶粉走私，並不矛盾；而主張本土價值的主體也不會不尊重參加維園六四集會者。

身份需要威權賦予或確認，於是以往香港人有周旋於不同威權之間的身份困惑和危機（弄不清自己是英國人或中國人；國藉和文化認同的衝突；自我界定身份的困難等等）。本土需要強大的向心力和紮根意識，於是有可能要付出（或起碼暫時付出）排外和歧視他者的代價。直接建立主體或主體性論述，有望化解、避免以上一切。

當然，問題立即變了是：如何界定香港（人）的主體性？香港（人）的主體，是怎麼樣發現出來，發展出來的呢？

醒覺與自我認識

主體之發現，從來是哲學，也不限於哲學的嚴正主題。笛卡兒以降，大家都懂得從懷疑處覓端倪。我思故我在；一切都可被懷疑，唯懷疑者不可疑，因為懷疑要成立的話，便需要一個懷疑著的主體。這條發現主體之路通常從夢醒開始。醒來夢裡一切都成疑，隨之反撞的自然是：誰說醒來這一切又不是另一場夢了？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當下便要有主體確立的智慧。放到香港的情況，香港（人）要有一場醒覺，而我們的而且確已有一場醒覺。「沙士」肆虐期間香港人面對疫症表現出來的，大不同於隣近地區的專業和誠信；「七一」後遊行示威反政府爭自由過程中，重新肯定的和平理性忍辱與共；那是在死亡和抗爭面前凝聚，讓之前一切如夢的香港大我。是為港人第一種主體發現。

第二種主體發現，源自蘇格拉底以降的「認識自我」（To know yourself ）。法哲福柯（M. Foucault）認為「關心自我」（To care for yourself）更基本；心理分析大師拉康（J. Lacan）則認為孩童約半歲第一次照鏡時從鏡象中悟出整全的自己。總之，主體的發現來自知性和意志的反向。放到香港情況，便是多得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本地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的學風愈益普及，香港人愈來愈對讓香港成為香港的元素、特色有了多元的認識，下至茶餐廳等物質文化，上至「獅子山下」精神的透析。

應召與參與

第三條主體發現之路，我習慣以「主體應召而顯」來表述。自由主體是能負責任者，責任（responsibility）是回應（response）要求而來。個人的成長往往是因為他／她來到人生某階段，感受到家人和社會對他／她的倫理要求，因而自覺應該負起相關責任。個人如此，社群亦然。法哲亞圖塞（L. Althusser）則留意到另一種應召：當個人獨自在街上行走，忽然看到警察朝著他／她的方向大叫一聲：「你給我站住！」時，下意識便會覺得對方叫的是自己，這個忽然冒出來的主體並不由他人或威權界定，卻是因應其呼喚而挺立而出。

放到香港的情況，那當然便是因應中國內地作為客體和他者召喚而顯示的香港（人）主體。近年中港文化差異逐漸發展至文化矛盾到中港衝突，無論結果是回應內地不合理要求抑或「被針對」的感覺，香港人已無法不意識到自己不同於「非我族類」之處。

第四種主體發現我近來說得最多，正是採自法哲巴迪歐（A. Badiou）的說法：透過參與事件，並在參與程序上生產真理，構造新的身體。事件在主體身上留下痕跡，主體則向世界（他／她以外的一切）挺立。放到香港的情況，便是集體經歷六七暴動、八九民運、沙士、七一遊行、反國教等連串大規模事件，一路走來，向世界展示的香港人風範！今年六四燭光晚會，雷雨下寸步不退，力保燭光不滅的十五萬港人，以壓倒性的實在感明白的宣示了：不用多辯多講，在場的每一個，便是香港人！

循四條主體發現之路進入，可確認香港（人）有主體。當然之後還需要一個歷史說明或時序框架，配合大量實證數據，解釋這個主體是怎麼具體構作出來的。這工作不易為，望有心人一起努力，才有完成的一天。

安徒: 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

2013-06-02

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 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着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着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着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 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 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文 安徒

程展緯：當絕食成為「能量」的鄰居 在時代廣場紀念六四

JUNE 01, 2011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是《國殤之柱》作者高志活被拒絕入境及強制遣返三周年，是新民主女神像在時代廣場被警察強搶一周年，今天的高志活再不相信香港政府能保持「政治中立」，放棄申請來港，另一邊廂，時代廣場亦再一次以「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支聯會在廣場展示民主女神像。

就在香港人對這些事感到無奈乏力的一刻，一班學聯成員將走到時代廣場上，再一次以絕食64小時形式紀念六四事件，上一次他們有高志活兒子帶來的《新國殤之柱》作守護，今次時代廣場體貼地邀請著名中國藝術家邱志傑在廣場上製作名為「能量」的展覽陪伴絕食學生，讓我們對着空油桶和透明鏡片看圖作文，填滿我們對六四的反思，我想這算是時代廣場曲線向同學向港人的召喚。

在3000多平方米的公共空間上除了簡單的作品名牌外，異常地沒有任何導賞與解說。展覽的簡介告訴我們，邱志傑除了是一個藝術家也是一個教師，在中國美術學院任教，他近年致力以靈活及反傳統的手法作美術教學，藉帶領學生進行不同層面的社區調查來擴闊藝術本身的功能。今天的中國，以反傳統的手法教學及進行民間自發社區調查可能是一件比上太空更危險的任務，劉曉波、譚作人、艾未未和很多維權人士不幸被選為非物理國家太空人，在地球上消失了。記得陶傑曾在電台嘲笑楊利偉的兒子，為什麼在這麼珍貴的與太空中父親對話的時刻，只問父親是否穿得暖吃得飽，而不問他看見什麼，有什麼發現……這問題我想劉曉波的妻子知道，譚作人的妻子知道，艾未未的妻子知道，甚至趙連海的兒子也會知道答案，在監控的對話下人民只能說吃得飽穿得暖，切忌問他看見什麼！陶傑答通識題你不及格，答國民教育題你更不及格。

《搖錢樹》與國民教育

《搖錢樹》是邱志傑給他學生的作業，宣傳稿上指邱老師指導學生通過研究搖錢樹的歷史和當今搖錢樹的演變發展，啟發年輕一代，對比搖錢樹和聖誕樹的不同藝術形式和存在條件，探討搖錢樹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必要性。

我想邱志傑升空離開香港前，把搖錢樹留在這論述六四的廣場，算是為兩地學生提供隔空交流平台的心意。六四的廣場是認識國家真實面貌最好的一個地方。可是細心眼的我看到展覽沒有陳示學生的名字，學生的名單在當代的中國還是國家的機密。

邱志傑認為，每一次展覽都同時具有雙重使命﹕一方面應對着特定的時空，另一方面是在他自己的體系內部的新的一次推演。

什麼是現在的特定時空？

參與絕食的學聯成員鄧建華向我說，今年的絕食宣言強調關注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不容許政府以中國的所謂經濟發展成就掩蓋人權倒退的狀况，他們還會在六月三日下午2時在時代廣場舉行有關國民教育的討論會。不錯，此時此刻的香港人瘋狂地擁抱「繁榮安定」，那些「沒有當天的血腥鎮壓，就沒有今天中國經濟繁榮成果」的論調還大有市場。

引證老師的想法，探討搖錢樹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意義，也是可從釋放作品造型的隱喻開始找一點線索，《搖錢樹》是由7個200升汽油桶組成的樹狀裝置。汽油桶桶壁上用鐳射切割出圖案，拉出成為立體的樹杈。但是我站在這個最熱鬧的廣場看見這棵搖錢樹並沒有一種富貴迫人的感覺，相反得到一份悲哀失落的情感，生銹的樹杈是刀鋒是暴力，樹上金錢烏鴉的圖案雖熱鬧但不可親近，拉接出來剩下在油桶桶壁上的空隙是傷口，邱志傑的創作詞彙中，石油是遠古動物的血，也就是歷史的血。吹噓國家富強的國民教育，為有形與無形的政治暴力開道，蒸發了廣場上的血和淚。

「我們不想死，我們要好好地活着，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節錄廿二年前廣場上的絕食書。

漢代的搖錢樹是一種陪葬品，反過來想它就是一個連繫死亡的想像物，也包含死亡不是終結的信念。現在我們多比喻搖錢樹為藉以生財的人或物。也有人把金錢、貴重物品掛在植物上，稱為搖錢樹，邱志傑找它來對比聖誕樹確是有趣，聖誕節雖然紀念一個生命的誕生，但這生命一開始就連繫了為更多的人犧牲的使命，與搖錢樹更相同的遭遇是聖誕的意義給過分消費的社會變成了另一種搖錢樹，消費的繁榮遮蓋所有事物的本質，如好友羅文時常說香港窮得只有錢，樹幹空洞脆弱易斷，在香港負責保育樹木的大隊長卻偏偏是唐英年，他最近叫年輕人反省自己為何做不到第二個李嘉誠。唐隊長！香港樹木的品種本來就不多。

《河殤》與《油桶龍》

年輕的絕食者鄧建華明顯沒有理會唐隊長，他們竟在紀念六四的廣場上搞免費電影放映會，就算你們能啓發途人心靈，不能賺錢就不可算是文化創意產業，不是產業，政府就是不會扶助，甚至打壓。

六月一日晚上8時，學聯會播放《天安門》紀錄片，我想此片今年的trailer應由范太拍攝。麗泰！不要扮天真和傻，你是人大常務委員會成員，今年就請殺人的政府播放《天安門》，看看其他人可有你的「迷惑」？是非黑白是否還是不清？是誰害怕公開真相？

六月二日晚上8時，時代廣場上會播放《河殤》，《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在1988年6月首播；該片由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並表達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

《河殤》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轟動，被認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導。六四事件之後遭禁播。

《河殤》第一集《尋夢》其中部分對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龍」作了一連串反思分析。神話學家說「龍」是原始人將不同動物組裝起來的產品，其中鹿角與蛇身更反映出原始人對生命循環的渴求。蛇年歲大了，脫一層皮就可回復青春。

然後，文化哲學書的編輯卻說龍的崇拜是擁有政權的人的管治術，皇帝自稱為龍就是以一種不是人的姿態，把自己置高於國民進行橫暴者的管治。另外還有一段張明敏身穿龍紋長袍唱《龍的傳人》的片段……

邱志傑在六四的廣場上另一件使用空油桶的作品是斷成兩段的《油桶龍》，相對於《搖錢樹》它的結構更有一份不安感，空空的生銹油桶串成一條扭曲長龍，再細看觀察緊貼地上的龍頭，從雙眼的空洞看似是死了的龍，我真的懷疑這是不是神話學家所說的退了出來的蛇皮？再多一點想像這空鐵桶又可是龍卸下的盔甲戰衣？你或許會問為什麼不是黃金戰衣，因為生銹就像迷彩保護衣，可將自己掩藏在銅臭的城市裏。我看到這掩護功能的成效，很多shopping完的遊客在這蛇皮前拍照。

如果這作品是邱志傑的以往創作體系的一次推演，就是那個以藝術干預自殺的《南京長江大橋計劃》，我會想起王維林前那列坦克所組成的一列長龍，用邱志傑的術語就是他用勇氣干預了一條霸權象徵的長龍，打上了他所謂的《莊子鎮靜劑》，把長龍屠殺人民的意念消減。列隊左曲右彎地逃避他的念。

城市的墓碑

邱志傑自小對墓碑着迷，小時臨摹的字帖就是來自不同的不知名的碑，每個碑都為了記下一件重要或曾經重要的事，碑是石化的記憶向未來溝通的方法。

時代廣場上擺放了兩座墓碑似的裝置——《凸鏡屋》和《棱鏡屋》。從雕塑的語言看，這兩座裝置是一件與太陽發生關係的作品，《凸鏡屋》在不銹鋼框架上安裝了五百塊凸透鏡，引導五百個太陽進入墓穴，有一種把剛死的屍體保留微溫的意象。是什麼原因需要一個保留死亡微溫的墓穴？八九年六四天安門的死難學生就是與邱志傑同代，他們小學時讀書的第一頁是「我愛天安門廣場」，那年他們走到廣場是一種對國家熱情的表現，但卻換來這樣的結局，我想六四民運未被平反，殺人政府未承擔屠城的責任，天安門廣場就是一個為死亡保溫的墓穴。廿二年前的記憶卻感到只是8分19秒的時差。

翻過「我愛天安門廣場」，第二頁是南京長江大橋。《棱鏡屋》在不銹鋼框架上安裝了九百個三棱鏡。光從太陽旅行到地球進入《棱鏡屋》大約需要8分19秒，棱鏡把太陽拆解成無數的五光十色的幽靈，附在我們的四周。

邱志傑說南京長江大橋在中國現代視覺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徵地位。它是民族主義、革命和現代性的三重象徵，幾乎就是第二座天安門。而這個地方卻是自殺的勝地，數量上遠高於中國其他的自殺地點。橋上的職員因已經見慣人們自殺而變得麻木，中國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於自殺，8人自殺未遂。自殺在中國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介乎15歲至34歲的青壯年中，自殺是死因首位。自殺的數字描繪了一個怎樣的國情？有些人自殺前以血在橋的攔杆上寫上遺言，寫上控訴，邱志傑試圖以藝術干預自殺，他割損手指模仿他們的行為在橋的欄杆上書寫，寫出來的卻是「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在哪裏？」邱志傑以一個無厘頭的問題結合嚴肅的血書形式動搖下一個自殺者的判斷，在網誌中他曾對血書的使用有以下的分析﹕

血書的使用，在書法史上最經常出現在三個場合﹕一是表達憤怒的政治抗議；二是廟裏面的和尚抄寫經文，三是結義或者訂約時候的立盟。

時代廣場邱志傑戶外雕塑展——能量

日期﹕由5月16日起至6月9日

地點﹕時代廣場露天廣場

時間﹕上午8:00至晚上10:00

學聯64小時絕食紀念六四22周年

日期﹕由6月1日起至6月4日

地點﹕時代廣場露天廣場

免費電影分享

《天安門》：6月1日晚上8時

《河殤》：6月2日晚上8時

地點：時代廣場露天廣場

討論會

討論本土社會運動：6月2日下午2時

討論國民教育：6月3日下午2時

地點：時代廣場露天廣場

文 程展緯

葉蔭聰：「我們都是李旺陽」的道德經驗

（編按：向聰頭邀稿為詩集作總結，他一口答應不特止，還免稿酬。在如此一個爭議紛擾不斷的時世底下閱讀此文，讓人豁然開朗。謹此預告，詩集將於七一出版，在街上免費派發）

何比要我寫導讀，不敢當。

我不寫詩，甚至很少讀，讀得最多的時候，可能正是去年李旺陽身故之時。很慚愧，那些詩在眼前耳邊迴蕩，我不敢說自己都讀懂。遊行時，我跟著白衣白幡的人群，拍下一些照片，我也不明自己在幹甚麼。我只感到，沉浸在一種肅穆的哀愁之中，透過媒體目睹李旺陽「被自殺」一幕的我，縱有千言亦無語，只能透過身邊的藝術形式，得到一種無以明之的救贖或治療。

我一直在想，這些藝術形式意義何在？

道德經驗

我再讀這些詩，感到一種特別但未明言的道德經驗浮出水面。道德經驗的原型，通常是像孟子所說：「見孺子將入於井」，自然動了側隱之心，前去救助。換一個較抽象的說法，即有來自別人的道德要求向我們招手，我們要去回應，該做還是不該做？可是，對大部份市民來說，李旺陽事件中的道德經驗卻有點不同。我們雖知道二十多年前的民主運動被鎮壓，我們知道逮捕、牢獄、監視與折磨沒有間斷，但是，相對大部份著名的民運人士，湖南工人李旺陽我們沒有注意，認識很少。相對王丹、劉曉波等，我們沒有見證他如何陷入危難，如何身陷二十多年的不義與壓迫。去年，當電視台及報章報導他時，他已是一位飽受摧殘的中年人，他之前的故事具體內容我們只能靠想像；不消幾天，竟是他的死訊，以及官方迫害致死的重重疑竇。嚴格來說，我們見到的不是一個有危難的人，側隱之心還沒有機會出現，我們已見到殘軀甚至死亡，見證到的是自己接二連三的無助與無能，公義無法伸張。

這種道德經驗，其實我們並不陌生。李旺陽事件不是孤立，他是眾多被壓迫者之一，過去與未來還會陸續不斷。我們受到無盡的道德要求，無力回應，只有無盡的失落與沮喪，形同煎熬。有哲學家認為，這是人類的普遍處境，試想一下，世間的不公不義之事是否無日無之？無處不在？在資訊發達的年代裡，我們所知甚豐，但又能做到多少？可是，對香港人來說，這種普遍的道德處境卻又有其獨特性。香港不少人相信，這個地方多少有一套理性體制能處理人間公義（雖然這種信心也日漸脆弱），無盡的道德要求有合理制度所紓緩。可是，跟我們靠近同屬一國之內的大陸，卻有太多慘事，連當政者也無法或不敢給個「說法」，大家也不相信體制有任何公義可言。建國以來，真相大白、尋回公道的寃案太少，掩埋的卻堆積如山。中共不想香港人太有道德使命（香港人本來便不強），卻又時常提醒我們要「愛國」，當我們太肉緊，官方又提醒我們河水不犯井水，香港人「決無可能成為中華社會向前邁進的主導性力量」（《環球時報》評議員「拒捐」賑災的視頻一事），更不能誤當顛覆基地。

藝術昇華

面對汹湧的失落與沮喪，作為一個道德的個體是承受不了的，我也懷疑那些啟蒙味道十足的口號（「建設民主中國」），是否還有效力。有人選擇麻木，或作虛無主義，所有事均無足輕重，可以自設立場，自創語言，自圓其說，只要合一己利益或口味脾胃，皆無不可，反正無藥可救。亦有人選擇轉移挫敗，用族群區隔有之（「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香港人無謂為這個國家無止境的付出」），用經濟成就及資本主義的勢利態度淡忘創傷（「都過了那麼多年也平反不了，反正中國日漸進步，無謂為此傷神」），用精神分析的說法，都是除權棄絕（foreclosure），即把無法承受的排在平常意識之外。

有別於以上所說，詩刊的作者採取的是藝術昇華。這無關詩人個人的族群或國族認同，亦與既定政治立場關係不大，而在於藝術的形式，以及當中蘊含的主體自由與體制束縛的悲劇碰撞。這種碰撞並不旨在回到任何安穩的語言秩序之中，而是把不可調和的矛盾在藝術的形式中保存下來。李旺陽的死亡是悲劇，他是悲劇英雄，經過多年煎熬後，他以死體現了悲劇的命運，好像走不出二十多年前已埋下的歷史必然性。同樣，死亦是一種解脫，世間最厲害的專制者對死亡也無可奈何，專制者自己終會一死，也無法阻止死去的人獲得最後的精神自由。詩人用了許多象徵自由的詞彙形容逝去的李旺陽（例如「飛絮」、「盛夏的雨」），以反照「白布」與「鐵窗」等的宰制象徵。而且，這場浪漫主義式的悲劇對峙，並沒有隨著李旺陽的死而逝。        

例如，詩人蘇麗嬋說：

世人用一生來換取樓房把自己關起來／你以關起來的一生喚醒世人爭取自由

《隨旗幟飄》

如今被關著的是我們，肩負起自由人與體制的鬥爭，我們在自己一生換取的樓房中如何爭取自由？我讀著這些詩，許多人提及李旺陽給他們甚麼：勇氣、決心、念力，具體一點的東西我可能永遠不會在詩中找到，找到的可能是問號，也是催迫，也是一種張力。一句「我們都是李旺陽」正包含了這種張力。

這種張力是甚麼？當大國資本主義的物慾狂流掩蓋大地之時，所有東西可以用錢及權力打發掉之時，所有矛盾好像都沒有了；維穩如果是百分百成功，張力便只存於記憶。另一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微軟輕的＜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好好記着你＞，因為有：

太多電視要看／太多東西要買／太多生活負擔

正如我上面所說，詩人也擔心自己麻木，以至把李旺陽忘記了。而設法記著他，與建造一個有尊嚴的地方，便彷彿是同一件事。

借來的悲情，如何轉化？

以上的悲劇意識及美學的感知，令我懷疑，李旺陽事件在香港，可能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還沒有清晰的新轉向。

相對世界不少曾經歷過反革命﹣革命，或殖民﹣反殖民鬥爭的地方，香港缺少了一點現代革命的悲劇意識。香港在中國共和革命或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往往是支援基地，或流亡之地。作為殖民城市，底層人民與知識份子流動性極高，極少數本土華人精英階層作為殖民者的買辦及共謀者，多於能成為本土反殖精英。而在戰後新一波世界民主運動之中，我們也沒有台灣（或韓國）般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至民間反抗的歷史。在國共對壘後六十年代末開始出現的本土運動，遠遠還未有氣候成為革命。香港群眾運動最具悲劇意識的，恐怕是借來的，即二十四年前的北京學生及民主運動及六四鎮壓，由於我們在這場運動中的特殊角色，它成為香港群眾集會最具悲劇意識的場合。

我稱之為「借來」的悲情，並無貶意。香港作為一個遲熟的穩定人口及本土社會，受制於一個過於早熟精於技術理性操控的殖民及後殖民政權，也許是難以產生以上所說的悲劇意識。然而，借過來的悲情，並不是與我們無關，相反，它構成了香港社群的獨特道德經驗。見證著在不遠處的義人苦難，感受被挫敗的道德要求與自身的無力，我們該如何自處？香港民主派以一種獨特的支援民運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甚至是美學感覺，體現在六四燭光晚會等活動中，浪漫悲情化成堅持二十多年台上的政治人物的道德光環。

悼念李旺陽的小群體，他們大概不太喜歡這種支聯會美學，他們的藝術實踐，肯定要走出這個框框。但他們並不像某些新興起的小宗派般要跟民主派劃清界線（例如呼籲別人不出席燭光晚會），或靠叫陣來界定自己山頭。喊出「我們都是李旺陽」這一句的人，體現了這個各自表述的年代，個人及小群體能以多元的藝術形式，昇華香港群體的道德經驗，成為他們日常政治實踐的定位。不逃避這些道德要求，也拒絕滿足於既有的族群地緣界線，無論是本土香港還是大中國。別人的苦難，自己的失望，成為打開自己道德視野的動力，觀照自己與別人，讓大家前行。

有人說，關心自己能力以外的道德主義姿態，只是失敗主義的表現。讀著這些詩，我發現不少詩人也是朋友，平日在街頭不同運動及場合碰到他們，令我很難相信他們追尋的是不斷失敗的自虐感覺。他們救不回李旺陽，無法實現民主中國大計，但他們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戰場，而不只是鍵盤或姿態。他們甚至不囿於悲劇意識，悲情之外，他們還有人實踐「快樂抗爭」（這是另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活在這個狹小的城市，面對大國政經力量，以至全球資本主義的急風驟雨，其實不難令人有虛無的感覺，或憂鬱，或躁狂，或犬儒主義，或教條主義，容易變成一個沒有道德體驗能力的人。感謝這群有心人，令我感到道德的活力與可能。

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演說

『（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裡，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裡早就存 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們又說我們不尊重私有產權，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裡，許多人辛勤工作買來的私有產業都被摧毀了，數量之 巨，就算我們這裡所有人日以繼夜去動手破壞，幾個星期也破壞不完；他們又告訴大家，我們這群人正在作夢，其實真正在作夢的，是那些以為現有的一切將會永遠 持續下去的人。我們不是在作夢，我們是在喚醒一個正在變成噩夢的夢想；我們沒有破壞任何東西，我們只是在目擊這個制度如何自我毀滅。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 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上，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 的事情：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2011年4月，中國政府禁止了電視、電影和小說裡一切含有「另類現實」或描寫時間旅行的故事情節，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的徵兆：人們仍然夢想另有出路， 因此政府才要出手禁制。在這裡我們就連禁制都不必要，因為統治體制連我們夢想的能力也早就壓制下去了。看看我們常看的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想像出世界末日 ——比如一顆隕石掉下來殺死所有生命之類——可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那麼我們正在這裡幹甚麼？讓我告訴大家共產時代一個精采的老笑話：有個傢 伙從東德給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 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第一封信：「這兒一切都美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 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擁有一切想要的自由，但卻缺少了紅墨水：能夠清楚表達我們「非自由」的語言。我們被教會的那種談論 自由的方式，例如「反恐戰爭」之類詞語，已經篡改了自由的意義。而你們正在給大家送上紅色的墨水。

『這次運動有一個危機：請大家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不錯，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但請你們記著：搞一個嘉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後那天。 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我不希望大家回憶這段日子的方式，就是「噢，我們那時候多年輕，那次運動真美好……」之類。要牢記著我們最基本的信息：「我 們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一個禁忌被打破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可能裡最好的世界。但在我們面前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面對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 自己不想要甚麼，可是我們想要甚麼？怎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甚麼類型的新領袖？記著：問題不在於腐敗和貪婪；問題在於一個把人推 向腐敗的制度。不只要提防你的敵人，也要防範那些虛假的盟友，他們已經開始把這個運動淡化，就像製造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沒有酒精的啤酒、沒有脂肪的冰淇淋 一樣。他們試圖把這次運動變成一次無害的道德抗議，一次「脫咖啡因」的抗議。然而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正正就是受夠了這個偽善的世界：循環再造一堆可樂罐 以捐兩塊錢做善事，又或者去星巴克買杯卡布奇諾咖啡，把一個巴仙捐贈給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就足以感覺良好。當我們把工作和酷刑都外判了，甚至連愛情生活 都外判給婚姻介紹所之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我們容許自己的政治參與也「外判」了，假別人之手進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權力取回來。

『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所指的是在1990年已經崩潰的那個共產主義的話。別忘記今天的那些所謂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群最有效率、最不擇手段的資本主 義者。今日存在於中國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動力更強，卻又不需要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你批評資本主義時，不要讓別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 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終結了。改變是可能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相信有甚麼是可能做到的？看看媒體的報導。這邊廂，由科技到性慾，好像甚麼都有可能。你能夠去月球旅行，用生物基因科技達到長春不老，可以跟 動物做愛，諸如此類。但另一邊廂，一碰上社會經濟的範疇，幾乎一切都被視為不可能。你想加一點富裕階層的賦稅嗎？他們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將因此失去競爭 力；要把多些錢投入公共醫療保障嗎？他們會說：「不可能！這做法等於極權國家。」當人們得到允諾將要長春不老的同時，卻不允許花多一點錢在醫療保障上—— 這樣的世界不是很有問題嗎？也許我們應該把事情的優先次序搞明白：我們不是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準！要說我們跟共產主義者 有甚麼唯一的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們關心普羅群眾：大自然裡的群眾；活在知識產權私有化底下的群眾；在生物基因科技下的群眾。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也只為此 而戰鬥。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可是群眾面對的問題仍在。那些人告訴你，我們聚集在這兒的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但我們要提醒那些自稱「真正」美國人的保守原 教旨主義人士：甚麼是基督精神？是聖靈。甚麼是聖靈？是一群信仰者組成的一個平均主義團體，他們以互愛的精神彼此連繫，並且只憑自由意志與義務責任心去實 踐這個理想。這麼看，聖靈現在其實就在這裡，而在華爾街那頭的銀行家，都是一群褻瀆偶像的崇拜者。因此我們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多謝各位！』

影片：



Slavoj Zizek speaks at Occupy Wall St

"[They are saying] we are all losers, but the true losers are down there on Wall Street. They were bailed out by billions of our money. We are called socialists, but here there is already socialism — for the rich. They say we don’t respect private property. But in the 2008 financial crash-down more hard-earned private property was destroyed than if all of us here were to be destroying it night and day for weeks. They tell you we are dreamers; the true dreamers are those who think things can go on indefinitely the way they are. We are not dreamers; we are the awakening from the dream that is turning into a nightmare. We are not destroying anything; we are only witnessing how the system is destroying itself. We all know [inaudible] from cartoons. The cat reaches a precipice, but it goes on walking,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thing beneath its ground. Only when it looks down and notices it he falls down. This is what we are doing here. We are telling the guys there on Wall Street, ‘Hey! Look down!’

[inaudible] “… In 20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hibited on TV, film, and in novels all stories that [inaudible -- something about portraying "alternate realities or time travel"]. This is a good sign for China; it means people still dream about alternatives, so attacked and prohibited is dreaming. Here we don’t think of prohibition because [inaudible -- "history"?] has even oppressed our capacity to dream. Look at the movies that we see all the time. It’s easy to imagine the end of the world — an asteroid destroying all of life, and so on — but we cannot imagine the end of capitalism.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Let me tell you a wonderful old joke from Communist times. A guy was sent to work in East Germany from Siberia. He knew his mail would be read by censors, so he told his friends, ‘Let’s establish a code. If a letter you get from me is written in blue ink, it is true what I say; if it is written in red ink, it is false.’ After a month, his friends get a first letter. Everything is in blue. It says, this letter: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here. The stores are full of good food, movie theatres show good films from the West, apartments are large and luxurious. The only thing you cannot find is red ink.’ This is how we live. We have all the freedoms we want, but what we are missing is red ink: the language to articulate our non-freedom. The way we are taught to speak about freedom, ‘war on terror,’ and so on, falsifies freedom. And this is what you are doing here: You are giving all of us red ink.

“There is a danger: 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selves. We have a nice time here. But remember: Carnivals come cheap. What matters is the day after when we will have to return to normal life. Will there be any changes then? I don’t want you to remember these days, you know, like, ‘Oh, we were young, it was beautiful…’ Remember that our basic message is, ‘We are allowed to think about alternatives.’ A taboo is broken. We do not live in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But there is a long road ahead. There are truly difficult questions that confront us. We know what we do not want, but what do we want? What social organization can replace capitalism? What type of new leaders do we want? Remember: The problem is not corruption or greed; the problem is the system which pushes you to be corrupt. Beware not only of the enemies, but also of false friends who are already working to dilute this process in the same way you get coffee without caffeine, beer without alcohol, ice cream without fat. They will try to make this into a harmless moral protest, a decaffeinated protest. But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s that we have had enough of the world where to recycle Coke cans to give a couple of dollars to charity, or to buy a Starbucks cappuccino where one percent goes to Third World starving children is enough to make us feel good. After outsourcing work and torture [inaudible -- calls for "mic check"]… We can see that for a long time, we allowed our political engagement also to be outsourced. We want it back.

“We are not Communists, if Communism means the system which collapsed in 1990. Remember that today those Communists are the most efficient, ruthless capitalists. In China today we have a capitalism which is even more dynamic than your American capitalism but doesn’t need democracy, which means, when you criticism capitalism, don’t allow yourselves to be blackmailed that you are ‘against democracy.’ The marriage betwee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s over. A change is possible.

“Now, what we consider today possible — just follow the media. On the one hand is technology and sexuality — everything seems to be possible. You can travel to the moon, you can become immortal by biogenetics, you can have sex with animals or whatever. But look at the field of society and economy — there, almost everything is considered impossible. You want to raise taxes a little bit for the rich, they tell you it’s impossible. We lose competitivity. You want more money for healthcare, they tell you, ‘Impossible! This means a totalitarian state.’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orld where you are promised to be immortal but they cannot spend a little more for healthcare? Maybe we have to set our priorities straight. We don’t want higher standards of living; we want better standards of living. The only sense in which we are Communists is that we care for the commons: the commons of nature, the commons of what is privatiz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mmons of biogenetics. For this, and only for this, we should fight. Communism failed absolutely, but the problems of the commons are here. They are telling you we are not American here, but the conservative fundamentalists who claim they are ‘really’ Americans have to be reminded of something: What is Christianity? It’s the Holy Spirit. What is the Holy Spirit? It’s an egalitarian community of believers who are linked by love for each other and who only have their ow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to do it. In this sense the Holy Spirit is here now, and down there on Wall Street there are millions [?] who are worshiping blasphemous idols. So all we need is patience.

“The only thing I’m afraid of is that we will someday just go home, and then we will meet once a year, drinking beer and nostalgically remembering what a nice time we had here. Promise ourselves that this will not be the case. You know that people often desire something but do not really want it. Don’t be afraid to really want what you desire.”

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梁文道：辛亥百周年－－去南方

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電視台以六集《河殤》震動了不少大陸青年。就連香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熱熱鬧鬧地談了一陣子「黃土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分 別。回想起來，那套紀錄片的主題其實簡單得很，無非就是指出中國人總是背對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黃河這條「母親河」，結果閉關自守，困處黃土 之中，成了一個封閉保守的內陸文明。

只要轉身一看，我們不難發現大海之外別有洞天，那便是開放大膽，冒險進取的歐羅巴「藍色文明」了。我還記得其中一集談到了深圳，稱讚這個新生特區的實驗精神，宣稱鄧小平的偉大眼界總算「終結了幾千年來背向大海的歷史」。

說來奇怪，當時我們一群香港年輕人明明天天對著蔚藍色的無敵海景，怎麼也會相信《河殤》的誇誇其談，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閉又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這就和某些可能一輩子都沒在黃河流域生活過，但又動不動就把可黃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樣，覺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黃河水，卻，渾然忘記了自己身處南海之濱的現實。


二○○九年，香港導演陳德森推出了《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被許多香港影評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讀，因為片子裏犧牲掉的許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 象理念而捐軀，卻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義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倫理。換句話說，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證了那種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實的香港傳說﹕香 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標，只知道做人要講義氣重感情，而且為了義氣感情可以放棄平日腳踏實地的經營生活，做出驚人的非常之舉。

再一次地，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也忘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那種「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這部電影在每一個人倒下時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貫，強調他們來自 全國各省，好營造出八方豪傑會香江之氣勢的做法一樣不真實（事實上，當時在港參與革命活動的幾乎全是廣東人）。回顧當年，如果說連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 「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國也就沒有第二個地方的人會曉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了。

「中國不能說有一個好的政府，它與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相差很遠。中國當權者有成千上萬，據說，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只有極少人在履行官職時誠實忠 心，想到人民的利益，並公正地對待百姓……公認的意見是﹕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官員，全都是敲詐者。勒索他們能抓到的每一個人。如不給他們行賄，幾乎無一人 能掙脫他的手指頭而滑走」。

上述這段話出自一個十幾歲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島摩利臣山的「馬禮遜學堂」的學生（「摩利臣」就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港版翻譯）。舉目中國，除了香港和澳門，當時不太可能還有他處少年能具如此見識膽氣。

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孫中山、楊衢雲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經不用贅言追溯，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關係也早有太多人說過。我不是歷史學家，只能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面大膽地簡化歷史，提出一種角度甚或偏見去激活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討論。那個偏見便是﹕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我所謂的「南方海洋中國」（或者「大南洋」）是一個和《河殤》裏的「黃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廈門、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 縣、珠三角、港澳、海南、馬尼拉、河內、芽莊、會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泗水、萬隆，然後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區和港埠。 這片區域裏的華人不止親近海洋，而且習慣異族。他們在出海即被視作「奸民」的年代裏就視王法於無物，冒險泛舟。他們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羅，以至於荷蘭、 西班牙和英國、法國等西方各殖民帝國之間，靈活機變。而且這些碼頭彼此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大串從中土至海外的流動網絡。今天香港的《星島日報》、馬來西亞 的《星洲日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其創辦人皆為緬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陸佑堂」紀念的是馬來亞錫礦大王陸佑，廈門大學則是新加坡的陳嘉庚。在東 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前，這些人來去穿梭，輕鬆得就像《花樣年華》裏的梁朝偉，說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買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沒比大嶼山遠多少似的。

華僑「愛國」的笑話

今天說起這片區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習慣地加上「愛國華僑」這四個字。具體談到辛亥革命，在分析「華僑」何以為「革命之母」，孫中山的革命經費又何以有 八成來自海外華人的時候，大家也還是不經思考地就說那是「因為他們愛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愛國會愛到要不就君主立憲，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當時的北 京人或者山西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愛國」嗎？為什麼革命的財源幾乎盡出南洋？像陳少白、胡漢民、汪精衛這些最早發動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全是廣東人？就連溫和 一點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還是我們廣東老鄉。

至於說這一大片地帶的人有「向來愛國的傳統」，那就更是笑話了。首先，宋元之後，福建廣東兩省出海討生活的百姓從來就被中央王朝敵視，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 件小差事就是順手抓捕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國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員卻教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當地經商的華人死活不關北京的事，你們愛 怎麼對待便怎麼對待。其次，歷史上這些人也一直沒有太重的國家觀念，唯一重視的只是原鄉宗族之情。他們在海外以語群和地方為基礎的會黨械鬥，其慘烈尤勝於 與異族相爭。直到近世民族主義興起，他們才一一愛上遠在北方的中國（妙的是，他們也很可能比北方華人更早形成民族國家的觀念與認同）。

「私通外國」有一手

最後，這些人「私通外國」的歷史特別。唐朝如此開放，皇帝還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廣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難馴的廣府人，別讓他們老是和住在當地的十二萬伊朗人 和阿拉伯人通婚生雜種。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謂的東瀛浪人，主事者卻多半來自閩南，所以深入內地破城劫掠的時候特別熟路。倭寇以後，海盜繼續 幹着這種勾結外人的事業。例如鄭成功的老爸鄭芝龍，手下艦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華東及南洋水域的海盜霸主。他的艦隊裏就有日本人、朝鮮人、新畿內亞人， 甚至非洲人。在澳門上學，受過天主教洗禮但又崇拜媽祖的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劍道的高手，興致一到還能 在海上來手西班牙結他，與眾同樂。鄭芝龍的夫人（即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盜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號Captain China）有過同性伴侶的關係。鄭芝龍一會兒歸順明朝一會兒歸順清朝，當然說不上愛國；可他又打劫荷屬東印度公司，逼得後者退避三舍，回頭則救濟福建百 姓，號稱中國東南的「海上長城」。你說這是一個「黃土文明」的產物嗎？這種角色，北方人大概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到了清朝，與南洋聲氣相通，而民間自主之風甚盛的東南地區更是中國的造反大本營，先有組織擴及整個東南亞的天地會，再有孫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話一句，影 響洪秀全思想極深的梁發，也是馬禮遜的廣東弟子）。同時這一帶又是引進西學的思想震央，出過福州嚴復和珠海容閎等力圖革新以挽大清國運的文士。請問，革命 如果不從這一角發起，又豈有他處？特別是海外華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傳統士紳，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換人當皇帝的老實百姓，無論是君主立憲抑或民 主共和，你和這些南洋客一說，他們馬上就明白，理解毫無困難。畢竟他們真的活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見過其他的制度選擇；甚至在婆羅州上自己建立過一個比美 國還要早的「蘭芳共和國」，自治共和。

於是，正當北方義和團還在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從南洋傳到廣東福建的觀念新潮已經一浪疊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後來江浙湖南等地的 留日青年生力軍，南方革命之勢遂成，不可退卻。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凱在發給張謇的一封電報上說﹕「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 月二十日的《民國日報》在回顧武昌起義時也提到﹕「倡義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國民黨北伐，這種「南新北舊」的印象仍是時人共識，所以才會有許 多滿腔熱血滿腦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們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卻見群丑一時「勸退」，一時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賢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論非暴力 甘地

1. 一邊是真理和非暴力,一邊是謬誤和暴力,在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我們也許不可能做到在思想言詞和行為中完全非暴力,但我們必須始終把非暴力作為我們的目標穩步地向它接近。不管是一個人的自由還是一個民族或整個世界的自由,都必須通過這個人、這個民族或這個世界的非暴力來達到。

2. 非暴力並不是一件可以隨時穿上和脫下的衣服,它的地位是在心靈中,它必定是我們存在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4. 如果一個人要同崇拜武力作鬥爭,必須僅僅使用與崇拜武力者慣用手段完全不同的手段。

12. 人作為動物是殘暴的,而作為精神存在是非暴力的,他一旦在精神上覺醒就不能夠再使用暴力。

14. 勇敢在於赴死,而不在於殺戮。

15. 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原則,是在這個運動的名稱還沒有發明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實在說,當這個名稱誕生的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過英文的“消極抵抗”這幾個字來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歐洲人的一個集會上發覺“消極抵抗”這個詞的含義太狹隘了,我還發覺它被當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點是仇恨,最後還可以成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對這些解釋,而說明印度人這個運動的真正性質。顯然印度人必須創造一個新字來表示這個鬥爭。我絞盡了腦汁,還是找不出一個恰當名稱來。因此我便在《印度輿論》上懸賞徵求讀者的高明意見。結果摩幹拉爾．甘地提供了“薩達格拉哈”(
“薩特”意為真理, “阿格拉哈”意為實力)這個字得了獎。但是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這個字改為“薩提亞格拉哈”(satyagrha),從此它便成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這個鬥爭的通稱。

17. 在非暴力的王國中,每一真實的思想都受到尊重,每一真實的聲音都有其充分的價值。

18. 一種非暴力的革命並不是一個攫取權力的過程,而是一種關係的改選,最終達到權力鬥爭的和平移交。

19. 在非暴力反抗中,手段和目的是同樣正義和純潔的。

22. 非暴力行為的第一個原則是不參與任何羞辱人的事情。

23. 把生命奉獻給自己認為是正當的事情,是非暴力反抗的核心。

24. 非暴力反抗總是優於武裝抵抗。非暴力決不能用於保護一個邪惡的事業。

25. 非暴力是一個教育公眾的過程,它滲透到社會的所有方面,最終使自己不可戰勝。

26. 非暴力反抗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問題必須是真實和實質性的;非暴力反抗者必須準備受苦到底。

27. 人類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擺脫暴力,通過愛來克服恨。

30. 非暴力並不是怯懦者的藉口,而是勇敢者的最高德性。怯懦是與非暴力完全不相容的。 非暴力以實行打擊的能力為前提。

32. 在我看來,沒有一種直接的積極的行動, 非暴力就是無意義的。

34. 非暴力是一個勇者的品質,怯懦與非暴力如水火不相容。

37. 只要一個人還想保留他的劍,他就尚未達到完全的無畏。

39. 一個非暴力反抗者決不可能逃避危險,不管他是在許多同伴中還是獨自一人,只要他是戰鬥而死的,他就是完全履行了他的職責。

40. 在生活中要完全避開暴力是不可能的。那麼,這個問題就出現了,一個人把界線畫在哪里呢?這界限不可能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食肉對我來說是一種罪。但對另一個有食肉習慣的人來說卻沒有什麼錯處,僅僅是為了模仿我而放棄這一習慣就將是一種罪。

41. 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偉大和最積極的力量。一個非暴力反抗者不可能是消極的一個在其生活中表現了非暴力的人是在使用一種優於所有野蠻力量的力量。

42. 印度若要恢復古時的光榮,就只有獲得自由以後才可以。就我所知,我們的鬥爭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並不是因為印度正在為自己的解放而戰,而是因為我們為爭取解放而採取的手段是獨一無二的,不曾為歷史上有過記錄的任何民族所採用。我們採用的手段不是暴力,不必流血,也無須採取時下人們所理解的那種外交手段,我們運用的是純粹的真理和非暴力。我們企圖成功地進行不流血革命,無怪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轉向我們,迄今為止,所有國家的鬥爭方式都是野蠻的。他們向自己心目中的敵人報復。查閱各大國的國歌,我們發現歌詞中含有對敵人的詛咒,歌詞中發誓要毀滅敵人,而且毫不猶豫地引用上帝的名義並祈求神助以毀滅敵人。我們印度人正努力扭轉這種進程。我們感到統治野蠻世界的法則不是指導人類的法則。統治野蠻世界的法則有悖於人類尊嚴。就我個人而言,如果需要的話,我寧願長時期地等待,也不願意用流血手段使我的國家得到自由。在連續不斷地從政35年之後,我由衷地感到,全世界對於流血已經深惡痛絕。世界正在尋找出路,我敢說,或許印度古國會有幸為這饑渴的世界找到出路。

43. 我知道非暴力所取得的進展看來是一種相當緩慢的進展,但經驗告訴我們它是達到共同目標的最可靠途徑。

45. 如果說理智在暴力中起很大作用,那麼它在非暴力領域中起著更大的作用。非暴力反抗的不可動搖的力量在於─受苦且決不報復。

46. 我相信這句話是不朽的真理:由劍得到的亦將因劍而失去。50.
民主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挽救,因為民主只要是靠暴力來維持,就不可能為弱者謀利或保護弱者。我所理解的民主是:在這一制度中最弱者應當有和最強者一樣的機會。這只能通過非暴力來實現。

54. 除了通過真理和非暴力,我們別無出路。我知道戰爭是惡,是不可緩解的惡;我也知道它必須進行,我堅定地相信通過血腥和欺詐贏得的自由決非自由。

55. 對非暴力的最好準備甚至表現於堅決地追求建設性的目標

56. 一個非暴力反抗者不可能等待,或延遲到條件十全十美時才進行這種反抗。他將使用無論手邊的什麼材料,將其淨化、冶煉,轉變為真金。

58. 要想真正挽救自由與民主,就只能通過非暴力反抗來進行,這種非暴力反抗所需要的勇氣和所贏得的光榮決不比暴力反抗更少,它將是無比的更勇敢和更光榮,因為它將給予生命而不奪去生命。

59. 非暴力作為一個信條必須是全面的。我不能夠在一個行動中是非暴力的,而在另一個行動中卻使用暴力,那樣做就是把非暴力作為一種策略而非一種生活的力量。60.
不在國家的水準上接受非暴力就不會有一個立憲制或民主的政府。

61. 只要非暴力尚未被承認為一種生活的力量、一個神聖的信條而非一種策略,民主政府就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66. 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他使自己自由並將其展示於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狀態。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對自己說:“我將不再接受一個奴隸的地位,不再服從與我的良心相違的命令。”至於主人可能鞭打你,試圖迫使你為他服務,你將說:“不,我不再為你的錢或威脅而服務於你。”這可能意味著受苦,但你的坦然受苦將點亮自由的火炬,這一火炬不可能被撲滅。

67.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迫使那些在自己的心裏認識到自由的人們違背其意志而向其致敬。

68. 我不贊成任何地下行動。數百萬人不可能進行地下活動,他們也不需要地下活動。

69. 人類正處在分路口,它必須選擇人道的法則或者叢林的法則。

70. 非暴力反抗呼籲不報復地忍受痛苦和打擊的力量和勇氣。但它的意義還不限於此。當時局要求說出全部真理和相應行動時,沉默就是怯弱。

71.(“他們的社會主義”)─他們的一個目標是物質的進步。在他們的社會主義中沒有個人的自由。你一無所有,甚至於對你的身體。你可能在任何時候被逮捕,即使你沒有犯任何罪,他們將給你任何願給你的東西。
(“我的社會主義”)─我在許多社會主義者誕生之前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的主張在他們的社會主義消失之後仍將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味著“始終公平”。我不想從盲人、聾啞人和跛者的灰燼中升起。我想要充分表現我的人格的自由。我必須有建造通往天狼星的天梯的自由,只要我想去那裏我的社會主義意味著國家一無所有。

73. 手段的不純潔必然導致目的的不純潔。

79. 人的行為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為是應該引起贊許的,而一件不好的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而做出此種行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壞,總是因為他的行為的好壞而受到尊敬和伶恤。“惡其罪而非惡其人”雖然是一個很容易被理解的觀念,卻很少有人做到,這也就是為什麼怨恨的毒汁遍佈世界的原因。

80. 在非暴力反抗的字典裏沒有敵人。

90. 一個不公正的法本身是一種惡,因別人違反它而實施逮捕就更是一種惡。現在非暴力的法則說對暴力不應當用暴力去抵抗,而應當用非暴力去抵抗這樣,我就通過違反這種法律,並和平地任其逮捕和監禁來做這件事。

91. 人民在適合進行非暴力反抗運動以前,必須透徹瞭解其深刻的含義。所以在重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非暴力反抗運動以前,必須先建立一隊久經考驗、心地純潔而又完全瞭解非暴力反抗的嚴格條件的志願人員。他們可以向人民說明這些原則,並且日以繼夜警惕著其是否被正確地執行。

97. 如果不進行自我純潔的工作,要和每一個生物合為一體是不可能的;沒有自我純潔,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則也必然是一種夢想;一個心地不純潔的人,決不能認識上帝。因此,自我純潔必須包括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的純潔。而由於純潔是富有感染力的,個人純潔的結果必然使周圍的環境也純潔了。然而自我純潔的路程是艱難而崎嶇的。一個人要達到完全的純潔,就必須絕對擺脫思想、辯論和行動中的感情,超越於愛、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達到這三方面的純潔,雖然我在這方面一直進行著不倦的努力。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的讚譽不能使我動心,有時反而使我難過的道理。在我看來,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難得多。我自從回到印度以後,總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內心潛伏著。這一種感覺使我感到慚愧,但是並沒有使我氣餒。這些試驗和嘗試使我知道在我的面前還有一條艱難的道路,我必須把我自己降為零。一個人若不能自動地在同類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脫。
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謙讓。

100. 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裏所說的文明不是指在這種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於敵人也有一種內在的善意的胸懷。這應該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