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紀念六四的十萬個為甚麼

（1）二千多年前的陳勝、吳廣，面對秦始皇的暴政，即使手無寸鐵，尚且勇武地「揭竿而起」。今日，面對中國共產政權的暴政，怎可能像香港的保皇黨那樣，視若無暏？

（2）香港有個大話精，公開說：「鄧小平應是首先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鄧小平何許人也，下令六四屠城之人也！如果大話精不是香港長大，貴為第三位香港特首的人，大話精的說話只須嗤之以鼻。但偏偏大話精就是香港的特首，這個大話又貫穿任何中港區隔，紀念六四正好是揭穿大話的最好方法。

（3）即使香港和深圳之間築起一度柏林圍牆，但甚麼「大國崛起」、「盛世」、「神舟九號、十號」的壯舉都會飛越圍牆，更何況香港有中央十台和CCTVB。紀念六四便不會被這些妖言迷惑。

（4）「神舟十號」太空人訪問香港時說，從太空見到的香港份外璀璨，另一個說太太交了一張購物清單到香港購買。太空人賣口乖，但想到的不外乎是「東方之珠」和「購物天堂」這兩個殖民年代的意象，紀念六四，香港才能突破這些陳腔濫調！

（5）雖然支聯會提出的口號十分「老土」，但卻不是遺忘六四的理由。作為一句口號，「愛國」一詞首先反映中文詞彙的貧乏，像英文便有patriotic一詞，毋須動輒便冠上「愛」字。一般情況下，「愛」不過是指「喜愛」而己，即web2.0世代經常會碰到的like！只不過是在滑鼠上按一下的輕巧動作而已。嫌支聯會「老土」的，大可自行組織紀念六四的集會，讓紀念六四的聚會遍地開花。

（6）紀念六四確非關乎「愛國」，而是要保證死去的能安全。班雅明指出，過去唯一可以令人燃起希望的就只有當人們明白如果敵人繼續取得勝利，即使死去的也不會安全，而這個敵人還未嘗一敗。紀念六四起碼讓人知道敵人未嘗一敗。

（7）班雅明又說：被壓逼者的傳統告訴我們，生活中出現的「緊急狀態」並不是例外罕有的，而是常態。六四亦然，雖然六四屠城是在戒嚴的「緊急狀態」中發生的，但六四屠城露出中共政權猙獰的面目卻是常態，紀念六四就是要緊記猙獰的面目才是中共政權的常態！

（8）中國號稱幾千歷史文化，但經濟格局一直維持密集耗作的小農經濟。人口集中在農村，城市僅限於作為首都的京畿地帶。今日的繁榮城市如上海、廣州、天津等則是「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促成的。

中國幾千年歷史裡，只有「農民起義」；辛亥革命首次打破「農民起義」的格局，之後的「五四運動」發生於北京。毛澤東發起的政治運動雖然無分城市和農村，但「四五天安門」和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的學生示威均發生於北京，六四屠城前的示威抗議當然亦發生於北京，而且是歷來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一般無非是「官逼民反」，但城市爆發的示威抗議則極為複雜，同時表示社會已趨向多元，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

但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政治體制鐵板一塊，當然無法處理日益複雜的利益群體！紀念六四就是要指出抱殘守缺的中共政權，只能一味靠殘暴的血腥鎮壓維持政權。

（9）紀念六四基本上是要拒絕遺忘，猶記得六四一週年時，由於記憶猶新，傷痛難忘，當時的一句口號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一群曾在六四前在北京採訪的前線記者合著的書則名為《人民不會忘記》，24年後在一片「向前看」和「向錢看」的聲音中，遺忘早已是通病！

因此，根本不應再提出「平反六四」，輕輕一句「紀念六四、拒絕遺忘」意義重大得多。

（10）紀念六四當然要回憶，回憶是把過去重新帶回來，再次檢視當年的情景。回憶不限次數之餘，更豐富人生體會，亦可向他人訴說。中共剛換屆，新官上任擺出副打擊貪腐的姿態。六四屠城前的示威抗議恰好衝著貪腐。抗議貪腐卻遭血腥鎮壓！中共政權根本不可能打擊貪腐，六四屠城的客觀效果就是貪腐合理甚至合法化！過去24年的僅有大案件，如北京市委陳希同和上海市委陳良宇都無非是江澤民和胡錦濤各自要建立威望，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已！

紀念六四也就是要記得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反貪腐！

馬國明：貫徹香港高度自治的本土論述

近日有關「本土」或「本土派」立場的討論，沸沸揚揚。借用英語的講法，這次討論暫時只產生熱能，卻沒有光（The discussions generate heat but not light）。

香港的殖民統治既結束（起碼在名義上），「本土」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概念，因為廣義的殖民是指外來事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已離開香港多年的港大榮休教授Ackbar Abbas在他那部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更提出慎防「本土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local）。他說﹕「The local is not easily localized.」又說﹕「What I am suggesting is that 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p.12）他的意思是「本土」並不容易「本土化」，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他這番話是基於他認為有別於印度、南非或南美洲等前殖民地，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他指出﹕「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has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p.2）Abbas當然知道甚至參觀光了李鄭屋村的東漢古墓，他亦知道唐朝時曾在屯門駐軍，又或者觀塘（官塘）的名稱來自它曾是官方營運的鹽田；但正如香港歷史博物館裏的常設展覽說的「香港故事」，香港由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灰姑娘的故事顯然是在英國人面上貼金。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香港故事」依然是這個灰姑娘的故事，北京的「阿爺」小時很可能沒有聽過灰姑娘的故事，所以收回香港後樂於見到香港的歷史博物館繼續說這個故事。Abbas的重點在於今日人們熟悉的香港，尤其是一個「中環價值」凌駕一切的香港是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不是東漢古墓、屯門駐軍或官塘的鹽田造成的。他的見解早在16年前提出，對任何「本土論述」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他提出的是關乎「本土」的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否站得住？不過到目前為止，各種「本土」的論述似乎都未有認真面對Abbas提出的質疑！

　本土論與香港高度自治密切

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但「城邦」是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形態，早期的羅馬也是「城邦」；中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由於在政治上並不從屬任何強大的政權，因而亦稱得上是「城邦」。「城邦」是典型的西方歷史文化的產物，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似乎應驗了「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的溫馨提示。事實上，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十分重視的「粵語」和「繁體字」恰好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才不曾被「胡語」污染了的「普通話」（其實是「官話」）和自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的「殘體字」侵蝕。「粵語」和「繁體字」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本土」不容易「本土化」，然則「本土論述」是否注定失敗？由於有關的土論經常演變為意氣之爭，令人忽視「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即使在學術的層次上不同意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但後者清楚指出「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這點恰好是聲稱爭取「民主」的香港泛民主派多年來忽視的。

　車仔麵 大笪地=「本土」事物

「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在1997年前的中英談判期間提出，但一直只屬北京的大老爺「說了算」的層次。建基於這種基礎的「高度自治」有如海市蜃樓，由不會也不願說粵語的中聯辦官員一手策劃的特首選舉最能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麼高。經過一場所謂「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之後，「本土論述」早已自行從象牙塔跳到地上。但跳出象牙塔不等如毋須理會嚴謹的學術探討，Abbas設下的難題必須解答了，「本土論述」才不至再一次變成海市蜃樓。有趣的是Abbas曾直接提及「粵語」和「本土」的關係，他說﹕「The『local』in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dopting Cantonese, the local dialect, instead of English,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can find expression in Cantonese just as well as in English.」（pp11-12）他認為以粵語取代英語不表示「本土化」，九七之前，立法會的辯論以英語進行，九七之後改用粵語，但只要有一群以北京的大老爺馬首是瞻的議員順利或自動當選，「本土」之說無從談起。雖然如此，語言是建立「本土論述」的基石，現代的語言研究指出，語言絕對不是一套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相反人們必須在語言裏思考，語言有如空氣，人根本生活在語言裏。由於這個原因，語言隨着生活不斷轉變，尤其是新的詞彙和名稱會隨着生活的轉變而不斷出現。名稱在語言的體系裏尤其重要，中文的四字成語分別有「名不副實」和「名副其實」，十分矛盾。相同的名稱，在不同的時空裏卻會有不同的意義，像「車仔麵」便曾經是香港的勞苦大眾自食其力，在街頭利用一般的手推車安裝了既可以煮食，又能盛載多款已煮好的餸菜，供客人選擇。今日「車仔麵」則足以媲美「麥當勞」，同是成功的business model。現時很多小本經營的食肆紛紛以「車仔麵」為店舖的名稱。經營「車仔麵」不涉及專營權，但在香港長大的人，一看到「車仔麵」這名稱便會立即明白這一家食肆售賣的是什麼貨式。雖然「車仔麵」是英國統治香港時出現的，但卻是百分百地道的事物。反而現在的特區政府對販賣熟食的小販採取零容忍政策，日以繼夜出動「小販掃蕩隊」掃蕩，昔日的街頭「車仔麵」早已絕迹。但「車仔麵」這一事例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况下，「地道」或「本土」的事物並非不可能形成。「大笪地」這個現時只有名稱，而沒有實物的事例更能說明殖民統治下，香港的勞苦大眾掙扎求存下，往往創造了獨步天下的「本土」事物。

　被壓迫的小販實現本土？

從字面意義而言，「大笪地」不過是一大笪空地而已。事實上「大笪地」無非是中、上環之間的一笪空地，根本沒有任何設施。可是一到黃昏就會熱鬧起來，有賣平價貨的小販攤擋，亦有販賣各式熟食的攤擋，更有行走江湖的賣藝人表演身手，然後販賣能醫百病的膏藥，還有為人指點迷津的「睇相佬」，總之就是應有盡有。「大笪地」絕對是「本土」的事物，因為「大笪地」的英文譯名不是意思相近的「Big Empty Ground」，而是不倫不類的「Poor People’s Night Club」。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很可能是當年的政府官撰寫報告，向英國人上司解譯「大笪地」為何物時想出來的。這是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因為光顧「大笪地」的不限於窮人，但更要非議的是「大笪地」根本不是「夜總會」，後者不會離開酒、色、財、氣，「大笪地」卻完全不是那回事！只要從「車仔麵」或「大笪地」這些香港特有的事物或名稱入手，「本土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站得住的。但必須指出，無論是「車仔麵」或「大笪地」全賴一群被香港特區政府當成是瘟疫的無牌小販，日曬雨淋，頂着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才能在香港社會出現。今日的香港街頭已幾乎沒有小販了，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績，因為改善了香港的市容。其實今日的香港不止沒有小販，就連街道也正在消失，不少人以為今日香港的城市發展策略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凡此種種說明一套建基於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的「本土論述」何其迫切。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以前的歷史，也不能訴諸「城邦」這種從外邊翻譯得來的事物。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在無援無助，又不能背靠偉大祖國的情况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了解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和今日香港的緊密關係，香港的「本土論述」便能不言而喻。

孔誥烽：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

2013年6月3日

六四晚會爭論，起源於「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當初口號一公開，網上立刻起哄。如果沒有這個口號，本土派人士怎樣呼籲杯葛晚會，都一定成不了議題。我們本應該借這個口號爭議，好好反思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和香港人以後應該怎樣面對六四的歷史。但一些朋友卻好像無興趣討論這些問題，反而對「本土派」大興問罪之師，可說是「kill the messenger」之擧，有如以爲將告訴你有病的醫生殺死便能痊愈一樣。

忠君愛國的毒霧

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舉起愛國旗幟，就像古代士人要向皇帝進言，一定強調自己「忠君愛國」、沒有逆反篡位之心一樣。學運剛開始時三名學生高舉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哀求領導人接見，這表現出的，正是這種情懷。但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從岳飛到屈原到袁崇煥，無論你怎麽表忠，皇帝看你不順眼你就是逆反，你就要含冤被殺或自殺。忠臣死後，懷念他的百姓士人，例牌會定時悼念，甚至上疏要求皇帝平反。

這種哭哭啼啼的、等待和哀求天降明君的戲碼，千百年來不斷重復。1989年6月4日淩晨以「孩子」自居，苦求「祖國母親」聆聽的年輕人被虐殺，之後支聯會帶領港人每年集體表達哀慟、要求「平反六四」，可説是這種忠君愛國悲劇的現代翻版。

當年學生運動當中，當然也有反對這種擺脫不了皇權意識的請願方式的聲音。例如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當時在電視鏡頭前毫不客氣地狠批在人民大會堂跪地痛哭的同學，問他們是在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爲何要跪求？

而64屠城剛發生後，香港群情洶湧，6月7日的罷工、罷課、罷市三罷行動如箭在弦。若當時三罷得以開展，便等如是將香港人目睹北京市民被殘殺的悲痛，導引成本土起義的怒火。當時香港的回歸倒數剛啓動，基本法進入最後定稿階段，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後制度安排與民主化進程的關鍵時刻。三罷起義挾著一百萬人上街的氣勢，就算不能改變97大限，也肯定能對當時基本法的最後定案發揮及時的影響。

我們今天可能忘記了64鎮壓後的中共是多麼虛怯、在國際上多麽孤立、在1989年下半年東歐骨牌開始倒下時，中共是多麼的害怕。當時香港就是唯一能幫助中共打破孤立的窗口 — 還記得無綫袁志偉笑咪咪地爲李鵬做了64後首個境外媒體訪問嗎？還記得東亞的李國寶奮身以真金白銀幫助中資銀行化解擠提危機嗎？當年這些因帶來的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支聯會的原罪

在1989-1990年中共的惶恐和香港對中共突破國際封鎖的特殊戰略價值的前提下，若本土起義得以成局、民主派提出97年全面實行普選等要求，中共是很可能會妥協的。若做不出這個效果，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絕對不敢鎮壓。這對港人可說是一場只能贏、不會輸，最差都是打平的完美賭局。但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支聯會在三罷前夕匆匆以旺角出現零聲騷亂、我們至今無法證實的有中共特務潛入香港要搞事（是又怎麽樣？）等不明不白的理由，取消了三罷，香港人連試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三罷被取消，香港人便白白錯過了影響97後政治狀況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機。1989年春天香港積累起來的巨大群眾力量，一下子被瓦解。1990年4月4日，一個極其保守的基本法定稿在人大通過，裏面的第二十三條條文，甚至比1989年2月第二稿的版本更爲嚴苛，將本來已經刪走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重新加入，更加進禁止香港政治團體與外國團體有聯系的字句。

8964後東歐共黨不敢開槍鎮壓群衆，締造了民主革命的奇跡。8964後香港民主派領導人主動繳械，令香港人錯失起義良機，連在極反動的基本法版本通過之時，也完全無力抵抗。89民運本來為香港帶來的抗爭精神，被當時的支聯會壓了下去。香港市民沒有欠支聯會，而支聯會卻欠了香港市民，背負取消三罷抗爭的原罪。在以後的悼念集會中，市民只能被動地寄希望於蒼天有眼、忠良之士有日終得到昭雪平反，像中國歷代屁民六月吃粽悼念屈原般。整個事情，忽然變得十分中國，彌漫著一片懦弱自欺的忠君愛國毒霧。

當然，89之後，香港不是沒有先進之士對這種只有哀慟而沒有戰鬥的悼念儀式很有意見。1991年我入讀中文大學時，學生會、學生報的學長學姐便告訴我們，8964的精神，其實是「民主不是身外事、具體實踐生活中」。之後幾年，我們參加支聯會的活動，都不會跟著喊「平反六四」，熬過了越來越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之後，都會跟其他大專的同學、四五行動等集合去新華社抗議，衝擊由警方鐵馬架起的無理防綫，企圖走近新華社，挑戰警權。我們也投入香港本土各地的基層抗爭。如當年參加荃灣與金輪天台屋抗爭的社工和同學，很多都是受到六四洗禮，是很有意識地將六四的抗爭精神實踐在香港本土。

在1990年代，對當時我們這些為97主權移交而十分焦慮的熱血年輕人來説，8964的精神，並非「愛國」，而是本土抗爭。在97年之後，這種抗爭精神，在不少悼念六四的活動中，仍然存在，例如之前的港大國殤支柱事件與保衛民主女神像事件。但畢竟這些抗爭都不是主流，無法改變支聯會悼念的儀式化和忠君愛國化。

六四不止是中國人的事情

今年的「愛國愛民」口號，「愛國」固然令人聼來生厭。喬曉陽當年挑起「愛國爭論」否決07/08雙普選，一眾天真民主派人士真的參加這個無中生有的「爭論」，正經八百地討論愛國的真定義。但這種「愛國」觀念，就像以前的「忠君」觀念一樣，是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當權者認為你愛國你便愛，他認爲你不愛便不愛，你認真理會它便中伏了。而「愛民」，則是更為不知所謂。是誰在愛民？如果是一般民衆愛民，那便是自愛、是相互間的博愛。說愛民，便令人聯想到以前皇帝和士人居高臨下的「愛民如子」。一邊要求平反、一邊說愛民，體現出來的，是一個既卑躬屈膝又精英傲慢的儒家忠臣潛意識。

「愛國愛民」口號，與香港民情脫節，現在連作爲運動主體的天安門母親也批評，可說是支聯會從未有過的大危機。支聯會將口號拿了下來，希望他們能認真反思爲何這個口號當初能出現、背後是一種什麽心態、為何他們可以撐那麽久、和爲何會出現侮辱丁子霖的鬧劇，千萬不要只歸咎於「個別人的偶然失誤」或「有人有心整死支聯會」，以爲急速切割和道歉後，便可當沒事發生過。

六四是中共對人類犯下的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與盧旺達、南非種族隔離、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等性質相同。香港是今天仍有一定自由的對這個罪行的直接、深入的見證人，有責任每年提醒世界有這樣的一個罪行曾經發生 — 現在要遺忘的，不單是中共與中國屁民，還有要跟中國做生意的各國權貴和怕其中國關係受損的各國知識分子。

我們要悼念六四，為的是要延續89年的抗爭精神，要在全世界帶頭給中國志士爭取轉型正義的事業，給與支援，而不是爲了有意無意地幫助北京誘使我們接受「愛國」這頭特洛伊木馬。這是任何一位香港人在考慮今年以何種方式悼念六四時，必須要正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