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星期日明報》
近日六四燭光晩會和李旺陽逝世周年紀念，持不同政見的本土論者在面書爆發罵戰。非理性的具體言論可以不理，但箇中反映的本土觀念之爭，值得在此反思。
本土論述並不是新鮮事物。殖民主義年代已有，還不時會有人拿台灣和香港作比較。以香港為中西文化交滙點、中轉站、移民跳板、無根浮城等，均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前朝」想像；那時相應地掛在人們口邊的是歸屬感，香港人身份認同等。1997前後，一度因「回歸」而反撞出虛火式的「北進想像」；後殖本土性，彷彿為人（也有人覺得僅限於知識份子）所期許。可惜，政治主權移交了，文化解殖卻不斷延擱。本來香港不再是殖民地了，本土意識理該加強，但由於「回歸」並不等同去殖，論者愈來愈發現，香港人只是轉了殖民宗主國。在中華「大一統」意識和全球化的雙重沖刷下，本土香港一度不是被判為「難產」便是僅是全球化跨本土性的虛幻粉飾。
然而，經過2003「沙士」（SARS）和「七一」凝聚，並隨著天星、皇后、菜園村等保育運動出現，2010年初冒出近八千名反高鐵青年圍堵立法會，他們不是傳統政黨力量所（能）動員，而是基於共同理念和爭取公義而自發連結起來。他們自稱為「本土行動」、「反高鐵大聯盟」及其同路人，香港的本土論述有了很具體的對象。
由身份到本土
由身份討論轉向本土論述本是一種理論上的進步，唯香港本土論建立進程卻有一個先天上的缺陷，那便是解殖延擱下公民意識遲遲未普遍化（其實該說嚴重缺乏），加上香港文化一向反智、拜金、相對主義盛行，一般公民引為常道抱持信守的普世價值如平等、自由、公義、真理、仁愛、優美、莊嚴等，在香港社會，統統都成了問題。由是乃出現香港本土論的內在理論困難：如何建立一個重視本土利益和精神關切的向度，而又不流於排外？
由於要就現象以至在地界定本土性，即使論者避免了本質主義，不僵化不固置，但定義本身是排斥性的，很易引來爭議（例如不同的人會問，為甚麼這這這被視為本土特性，那那那卻不是）；如何做到既本土又包容，需要額外的機制鋪展，即使提出了一個機制，理論上又要求對之作出歷史說明或過程闡示。陳雲的城邦論、遺民論和中華邦聯等一整體的本土論述出來後，論者和他的追隨者以「勇武抗爭」的方式，不怕排外，以至實際上造成不斷排外。本土性和普世價值的對立，以最惡劣的方式表現了。有人因而感到莫衷一是，無所措從。其實，這一切也許再一次證明了，限於身份、本土等概念去為香港人、香港文化定性定位，有時不免捉襟見肘。
由本土到主體
本土和普世界價值之間，當然是一種偽對立。只要直接從主體性這思路進入，問題不難一清二楚。只要香港（人）有主體，本土與普世價值的對立便可在高一層次消弭。沒有必然根據本土或普世價值去支持或反對「反雙非」、限奶、中港區隔的問題，因為主體每每依據實際狀況（內在的和外在的），在（每每）有所衝突的價值之間進行選擇，指導言行。主體不是機械人、不會死據特定原則，一味排外或者一味包容。以香港的實際情況來說，擁抱普世價值的主體反雙非，抵制奶粉走私，並不矛盾；而主張本土價值的主體也不會不尊重參加維園六四集會者。
身份需要威權賦予或確認，於是以往香港人有周旋於不同威權之間的身份困惑和危機（弄不清自己是英國人或中國人；國藉和文化認同的衝突；自我界定身份的困難等等）。本土需要強大的向心力和紮根意識，於是有可能要付出（或起碼暫時付出）排外和歧視他者的代價。直接建立主體或主體性論述，有望化解、避免以上一切。
當然，問題立即變了是：如何界定香港（人）的主體性？香港（人）的主體，是怎麼樣發現出來，發展出來的呢？
醒覺與自我認識
主體之發現，從來是哲學，也不限於哲學的嚴正主題。笛卡兒以降，大家都懂得從懷疑處覓端倪。我思故我在；一切都可被懷疑，唯懷疑者不可疑，因為懷疑要成立的話，便需要一個懷疑著的主體。這條發現主體之路通常從夢醒開始。醒來夢裡一切都成疑，隨之反撞的自然是：誰說醒來這一切又不是另一場夢了？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當下便要有主體確立的智慧。放到香港的情況，香港（人）要有一場醒覺，而我們的而且確已有一場醒覺。「沙士」肆虐期間香港人面對疫症表現出來的，大不同於隣近地區的專業和誠信；「七一」後遊行示威反政府爭自由過程中，重新肯定的和平理性忍辱與共；那是在死亡和抗爭面前凝聚，讓之前一切如夢的香港大我。是為港人第一種主體發現。
第二種主體發現，源自蘇格拉底以降的「認識自我」（To know yourself ）。法哲福柯（M. Foucault）認為「關心自我」（To care for yourself）更基本；心理分析大師拉康（J. Lacan）則認為孩童約半歲第一次照鏡時從鏡象中悟出整全的自己。總之，主體的發現來自知性和意志的反向。放到香港情況，便是多得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本地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的學風愈益普及，香港人愈來愈對讓香港成為香港的元素、特色有了多元的認識，下至茶餐廳等物質文化，上至「獅子山下」精神的透析。
應召與參與
第三條主體發現之路，我習慣以「主體應召而顯」來表述。自由主體是能負責任者，責任（responsibility）是回應（response）要求而來。個人的成長往往是因為他／她來到人生某階段，感受到家人和社會對他／她的倫理要求，因而自覺應該負起相關責任。個人如此，社群亦然。法哲亞圖塞（L. Althusser）則留意到另一種應召：當個人獨自在街上行走，忽然看到警察朝著他／她的方向大叫一聲：「你給我站住！」時，下意識便會覺得對方叫的是自己，這個忽然冒出來的主體並不由他人或威權界定，卻是因應其呼喚而挺立而出。
放到香港的情況，那當然便是因應中國內地作為客體和他者召喚而顯示的香港（人）主體。近年中港文化差異逐漸發展至文化矛盾到中港衝突，無論結果是回應內地不合理要求抑或「被針對」的感覺，香港人已無法不意識到自己不同於「非我族類」之處。
第四種主體發現我近來說得最多，正是採自法哲巴迪歐（A. Badiou）的說法：透過參與事件，並在參與程序上生產真理，構造新的身體。事件在主體身上留下痕跡，主體則向世界（他／她以外的一切）挺立。放到香港的情況，便是集體經歷六七暴動、八九民運、沙士、七一遊行、反國教等連串大規模事件，一路走來，向世界展示的香港人風範！今年六四燭光晚會，雷雨下寸步不退，力保燭光不滅的十五萬港人，以壓倒性的實在感明白的宣示了：不用多辯多講，在場的每一個，便是香港人！
循四條主體發現之路進入，可確認香港（人）有主體。當然之後還需要一個歷史說明或時序框架，配合大量實證數據，解釋這個主體是怎麼具體構作出來的。這工作不易為，望有心人一起努力，才有完成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