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紀念六四的十萬個為甚麼

（1）二千多年前的陳勝、吳廣，面對秦始皇的暴政，即使手無寸鐵，尚且勇武地「揭竿而起」。今日，面對中國共產政權的暴政，怎可能像香港的保皇黨那樣，視若無暏？

（2）香港有個大話精，公開說：「鄧小平應是首先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鄧小平何許人也，下令六四屠城之人也！如果大話精不是香港長大，貴為第三位香港特首的人，大話精的說話只須嗤之以鼻。但偏偏大話精就是香港的特首，這個大話又貫穿任何中港區隔，紀念六四正好是揭穿大話的最好方法。

（3）即使香港和深圳之間築起一度柏林圍牆，但甚麼「大國崛起」、「盛世」、「神舟九號、十號」的壯舉都會飛越圍牆，更何況香港有中央十台和CCTVB。紀念六四便不會被這些妖言迷惑。

（4）「神舟十號」太空人訪問香港時說，從太空見到的香港份外璀璨，另一個說太太交了一張購物清單到香港購買。太空人賣口乖，但想到的不外乎是「東方之珠」和「購物天堂」這兩個殖民年代的意象，紀念六四，香港才能突破這些陳腔濫調！

（5）雖然支聯會提出的口號十分「老土」，但卻不是遺忘六四的理由。作為一句口號，「愛國」一詞首先反映中文詞彙的貧乏，像英文便有patriotic一詞，毋須動輒便冠上「愛」字。一般情況下，「愛」不過是指「喜愛」而己，即web2.0世代經常會碰到的like！只不過是在滑鼠上按一下的輕巧動作而已。嫌支聯會「老土」的，大可自行組織紀念六四的集會，讓紀念六四的聚會遍地開花。

（6）紀念六四確非關乎「愛國」，而是要保證死去的能安全。班雅明指出，過去唯一可以令人燃起希望的就只有當人們明白如果敵人繼續取得勝利，即使死去的也不會安全，而這個敵人還未嘗一敗。紀念六四起碼讓人知道敵人未嘗一敗。

（7）班雅明又說：被壓逼者的傳統告訴我們，生活中出現的「緊急狀態」並不是例外罕有的，而是常態。六四亦然，雖然六四屠城是在戒嚴的「緊急狀態」中發生的，但六四屠城露出中共政權猙獰的面目卻是常態，紀念六四就是要緊記猙獰的面目才是中共政權的常態！

（8）中國號稱幾千歷史文化，但經濟格局一直維持密集耗作的小農經濟。人口集中在農村，城市僅限於作為首都的京畿地帶。今日的繁榮城市如上海、廣州、天津等則是「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促成的。

中國幾千年歷史裡，只有「農民起義」；辛亥革命首次打破「農民起義」的格局，之後的「五四運動」發生於北京。毛澤東發起的政治運動雖然無分城市和農村，但「四五天安門」和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的學生示威均發生於北京，六四屠城前的示威抗議當然亦發生於北京，而且是歷來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一般無非是「官逼民反」，但城市爆發的示威抗議則極為複雜，同時表示社會已趨向多元，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

但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政治體制鐵板一塊，當然無法處理日益複雜的利益群體！紀念六四就是要指出抱殘守缺的中共政權，只能一味靠殘暴的血腥鎮壓維持政權。

（9）紀念六四基本上是要拒絕遺忘，猶記得六四一週年時，由於記憶猶新，傷痛難忘，當時的一句口號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一群曾在六四前在北京採訪的前線記者合著的書則名為《人民不會忘記》，24年後在一片「向前看」和「向錢看」的聲音中，遺忘早已是通病！

因此，根本不應再提出「平反六四」，輕輕一句「紀念六四、拒絕遺忘」意義重大得多。

（10）紀念六四當然要回憶，回憶是把過去重新帶回來，再次檢視當年的情景。回憶不限次數之餘，更豐富人生體會，亦可向他人訴說。中共剛換屆，新官上任擺出副打擊貪腐的姿態。六四屠城前的示威抗議恰好衝著貪腐。抗議貪腐卻遭血腥鎮壓！中共政權根本不可能打擊貪腐，六四屠城的客觀效果就是貪腐合理甚至合法化！過去24年的僅有大案件，如北京市委陳希同和上海市委陳良宇都無非是江澤民和胡錦濤各自要建立威望，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已！

紀念六四也就是要記得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反貪腐！

馬國明：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25日
城市筆記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馬國明

「六四」又將到，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不能公開談論。香港的情形截然不同，回歸以來「六四」遊行和「六四」燭光晚會每年都如期舉行，「六四」論壇和「六四」祈禱會亦舉行多次。連立法會每年都會動議辯論，最初的兩、三年，建制派的議員也在會上發言反駁提出動議辯論的泛民議員。但後來改變策略，全體建制派議員在辯論中一言不發，力圖淡化事件。在中共的禁制和打壓下，「六四」的死亡數字一直無法確定，但出動坦克和荷槍實彈的士兵鎮壓和平集會示威的青年學生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自己也不能亦不曾否認。軍隊鎮壓當然有死傷，所謂人命關天，更何況是一場自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被一支號稱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血腥鎮壓，這樣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怎可能淡化？

鸚鵡學舌的特首

當然不能淡化，遇到「六四」動議辯論一言不發的建制派議員不過是告訴市民他們有口難言，又或者是他們實在無話可說而已。對特首曾蔭權來說卻不可能一言不發，他到立法會是為了出席答問大會，議員有問，他必須要答。時近「六四」的答問大會，曾蔭權的班子早已料到會有議員問「六四」的問題，曾蔭權上任以來分別聘請了若干全職的軍師，又巧立名目，增設薪高糧準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他的班子自然不乏高人。這批高人知道不可能淡化「六四」，便變招轉移視線。議員問曾蔭權「六四」應否平反，他卻說偉大祖國經濟發展如何驕人，說得興奮，一時忘形才說了代表市民這句被詬病的說話。正如資深評論員吳志森先生指出，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曾蔭權又再失言，而是他有備而來的話。曾蔭權不是第一個企圖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來掩蓋「六四」暴行的人，國內的不同官員早已採用了這一論調。他們甚至會強調若果當年沒有採取果斷的行動便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將血腥鎮壓和經濟發展直接掛鈎。曾蔭權不過是鸚鵡學舌，自以為政治正確地重申國內官員的說話。今年正值「六四」二十周年，是時候指出「六四」屠城和經濟發展的謬誤。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國內剛過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改革開放僅限於經濟層面，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衝擊。在領導層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壁壘早已出現。恰好由於改革不涉及政治，高高在上和不受制約的官員們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運用特權囤積大批由政府補貼生產的物資，然後以市場的價格倒賣，非法賺取暴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不滿的情緒日漸增加。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北京的學生已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抗議，形象開明、為人正直的總書記胡耀邦卻因此被黨內的政敵猛烈攻擊，連由胡耀邦一手策劃才可以再度復出的鄧小平亦落井下石，帶頭把他拉下馬。換言之，早在「六四」之前，被尊稱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的鄧小平所提出的那套「摸着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只搞經濟、不涉政治的政策早已造成政治和社會上的重重矛盾，但共產黨內卻沒有任何解決矛盾的共識，連要達到共識的努力也沒有。
貪腐成風 民怨沸騰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有一種言論竟然把矛頭指向學生，批評學生有如文革時的紅衞兵，激進有餘，卻不懂折中妥協。這是一種把罪責推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論，完全忽略「六四」發生之前，官員貪腐成風，民眾的不滿日益加深，但共產黨不但無力深化改革，連擔當改革大旗手的總書記胡耀邦也被強行拉下馬。這些年來，國內的官員不斷誇耀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推行的改革開放如何改造原是「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三的經濟大國，但在「六四」之前，共產黨領導層裏主張和致力推行改革開放的不是失勢便是被孤立和被惡意中傷。從趙紫陽生前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一書可以得知，在「六四」前夕，鄧小平這位號稱改革總工程師的強人，其實亦同樣受到陳雲、李先念等對改革毫不熱中的政壇元老們的猛烈批評，最後更為了自保而捨棄趙紫陽，下令軍隊入城鎮壓。一句話，「六四」前夕的共產黨早被自己推行的片面改革開放弄至危機四伏。「六四」屠城後，改革亦告中斷，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深知要取信於陳雲等一班政壇元老，才不致重蹈之前兩位總書記的覆轍。當時的總理是李鵬，政治局常委中還有姚依林這位陳雲的親信，「六四」屠城的結果是幾乎斷送了一九七八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當然明白這種結果，因此才會有一九九二的南巡。九二年的南巡已有大量的報道和描述，但仍須指出，南巡一方面是重新啟動幾乎停頓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鄧小平繼罷免胡耀邦、趙紫陽和下令軍隊屠城之後再一次繞過黨內的正常和合法的決策途徑。根據共產黨的黨章，政治局常委會是最高的決策組織，但無論是罷免胡耀邦、趙紫陽或是下令軍隊屠城的決定都不是出自政治局常委會。換言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九二年的南巡是另一次宮廷政變，鄧小平繞過黨內的決策組織，直接向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發出呼籲。在有備而來的情況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當然是冠冕堂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之類的說話絕不會缺少，但南巡講話的即時效果是地方官員紛紛離職轉而營商，即所謂「下海」。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和日後經濟發展的關係已有數之不盡的文章詳加分析，可以說若非九二年的南巡講話，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由於「六四」屠城而胎死腹中了。但九二年南巡講話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這點恰好說明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迹」並不是出自共產黨內理性和公開的政策辯論，也不是出自高瞻遠矚的領袖的過人識見，而是出自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在官場浸淫多年後練成了正確解讀領導層說話時字裏行間的意義。
權力商品化

一本早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但至今仍未能在華人文化圈裏受到應有的重視的著作最能說明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們的為官之道對「經濟奇迹」的巨大貢獻。這書的書名是 Commodifying Communism，作者David L. Wank花了年半的時間研究廈門的私人企業，他發覺廈門的私人企業全都跟當地的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但企業的一舉一動地方政府都要過問；但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卻不是不必要的干預，地方政府事事過問是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管轄範圍內的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往往是有好處的。作者還發現這些私人企業往往是昔日的地方官員一手創辦的。作者的研究不能算是什麼新發現，但作者卻能將他眼見的現象概念化，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迹」在於連共產主義也成功地商品化了（Commodifying Communism），今日中國的「奇迹」在於中國不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引入市場制度，逼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之餘仍是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權力仍是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裏，絲毫沒有放鬆。不過，這些權力已經商品化，與官方關係良好又懂得鑽營的商人借助共產黨手裏的權力正在大展拳腳，這才是經濟發展的真諦，而這一切又源於九二年的南巡講話。

馬國明：貫徹香港高度自治的本土論述

近日有關「本土」或「本土派」立場的討論，沸沸揚揚。借用英語的講法，這次討論暫時只產生熱能，卻沒有光（The discussions generate heat but not light）。

香港的殖民統治既結束（起碼在名義上），「本土」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概念，因為廣義的殖民是指外來事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已離開香港多年的港大榮休教授Ackbar Abbas在他那部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更提出慎防「本土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local）。他說﹕「The local is not easily localized.」又說﹕「What I am suggesting is that 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p.12）他的意思是「本土」並不容易「本土化」，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他這番話是基於他認為有別於印度、南非或南美洲等前殖民地，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他指出﹕「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has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p.2）Abbas當然知道甚至參觀光了李鄭屋村的東漢古墓，他亦知道唐朝時曾在屯門駐軍，又或者觀塘（官塘）的名稱來自它曾是官方營運的鹽田；但正如香港歷史博物館裏的常設展覽說的「香港故事」，香港由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灰姑娘的故事顯然是在英國人面上貼金。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香港故事」依然是這個灰姑娘的故事，北京的「阿爺」小時很可能沒有聽過灰姑娘的故事，所以收回香港後樂於見到香港的歷史博物館繼續說這個故事。Abbas的重點在於今日人們熟悉的香港，尤其是一個「中環價值」凌駕一切的香港是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不是東漢古墓、屯門駐軍或官塘的鹽田造成的。他的見解早在16年前提出，對任何「本土論述」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他提出的是關乎「本土」的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否站得住？不過到目前為止，各種「本土」的論述似乎都未有認真面對Abbas提出的質疑！

　本土論與香港高度自治密切

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但「城邦」是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形態，早期的羅馬也是「城邦」；中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由於在政治上並不從屬任何強大的政權，因而亦稱得上是「城邦」。「城邦」是典型的西方歷史文化的產物，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似乎應驗了「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的溫馨提示。事實上，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十分重視的「粵語」和「繁體字」恰好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才不曾被「胡語」污染了的「普通話」（其實是「官話」）和自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的「殘體字」侵蝕。「粵語」和「繁體字」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本土」不容易「本土化」，然則「本土論述」是否注定失敗？由於有關的土論經常演變為意氣之爭，令人忽視「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即使在學術的層次上不同意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但後者清楚指出「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這點恰好是聲稱爭取「民主」的香港泛民主派多年來忽視的。

　車仔麵 大笪地=「本土」事物

「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在1997年前的中英談判期間提出，但一直只屬北京的大老爺「說了算」的層次。建基於這種基礎的「高度自治」有如海市蜃樓，由不會也不願說粵語的中聯辦官員一手策劃的特首選舉最能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麼高。經過一場所謂「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之後，「本土論述」早已自行從象牙塔跳到地上。但跳出象牙塔不等如毋須理會嚴謹的學術探討，Abbas設下的難題必須解答了，「本土論述」才不至再一次變成海市蜃樓。有趣的是Abbas曾直接提及「粵語」和「本土」的關係，他說﹕「The『local』in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dopting Cantonese, the local dialect, instead of English,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can find expression in Cantonese just as well as in English.」（pp11-12）他認為以粵語取代英語不表示「本土化」，九七之前，立法會的辯論以英語進行，九七之後改用粵語，但只要有一群以北京的大老爺馬首是瞻的議員順利或自動當選，「本土」之說無從談起。雖然如此，語言是建立「本土論述」的基石，現代的語言研究指出，語言絕對不是一套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相反人們必須在語言裏思考，語言有如空氣，人根本生活在語言裏。由於這個原因，語言隨着生活不斷轉變，尤其是新的詞彙和名稱會隨着生活的轉變而不斷出現。名稱在語言的體系裏尤其重要，中文的四字成語分別有「名不副實」和「名副其實」，十分矛盾。相同的名稱，在不同的時空裏卻會有不同的意義，像「車仔麵」便曾經是香港的勞苦大眾自食其力，在街頭利用一般的手推車安裝了既可以煮食，又能盛載多款已煮好的餸菜，供客人選擇。今日「車仔麵」則足以媲美「麥當勞」，同是成功的business model。現時很多小本經營的食肆紛紛以「車仔麵」為店舖的名稱。經營「車仔麵」不涉及專營權，但在香港長大的人，一看到「車仔麵」這名稱便會立即明白這一家食肆售賣的是什麼貨式。雖然「車仔麵」是英國統治香港時出現的，但卻是百分百地道的事物。反而現在的特區政府對販賣熟食的小販採取零容忍政策，日以繼夜出動「小販掃蕩隊」掃蕩，昔日的街頭「車仔麵」早已絕迹。但「車仔麵」這一事例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况下，「地道」或「本土」的事物並非不可能形成。「大笪地」這個現時只有名稱，而沒有實物的事例更能說明殖民統治下，香港的勞苦大眾掙扎求存下，往往創造了獨步天下的「本土」事物。

　被壓迫的小販實現本土？

從字面意義而言，「大笪地」不過是一大笪空地而已。事實上「大笪地」無非是中、上環之間的一笪空地，根本沒有任何設施。可是一到黃昏就會熱鬧起來，有賣平價貨的小販攤擋，亦有販賣各式熟食的攤擋，更有行走江湖的賣藝人表演身手，然後販賣能醫百病的膏藥，還有為人指點迷津的「睇相佬」，總之就是應有盡有。「大笪地」絕對是「本土」的事物，因為「大笪地」的英文譯名不是意思相近的「Big Empty Ground」，而是不倫不類的「Poor People’s Night Club」。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很可能是當年的政府官撰寫報告，向英國人上司解譯「大笪地」為何物時想出來的。這是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因為光顧「大笪地」的不限於窮人，但更要非議的是「大笪地」根本不是「夜總會」，後者不會離開酒、色、財、氣，「大笪地」卻完全不是那回事！只要從「車仔麵」或「大笪地」這些香港特有的事物或名稱入手，「本土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站得住的。但必須指出，無論是「車仔麵」或「大笪地」全賴一群被香港特區政府當成是瘟疫的無牌小販，日曬雨淋，頂着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才能在香港社會出現。今日的香港街頭已幾乎沒有小販了，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績，因為改善了香港的市容。其實今日的香港不止沒有小販，就連街道也正在消失，不少人以為今日香港的城市發展策略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凡此種種說明一套建基於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的「本土論述」何其迫切。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以前的歷史，也不能訴諸「城邦」這種從外邊翻譯得來的事物。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在無援無助，又不能背靠偉大祖國的情况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了解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和今日香港的緊密關係，香港的「本土論述」便能不言而喻。